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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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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人文永宁
2018年06月20日

被褐怀玉

——从赵伯澐服装窥探宋代服色的审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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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图片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印制的《丝府宋韵——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服饰展》图册

手工艺发达的南宋,印染技术相对于色彩斑斓的唐代有了质的飞跃。为什么贵为帝王之胄的赵伯澐其服色所呈现的是单一的黄褐色系?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可否窥探到南宋时期服装的原本色彩,领悟宋人的精神底色呢?

有幸于现代的考古发现,使得我们直观地欣赏到古人服装优雅的形制和精美的图案。然而,在博物馆微弱的灯光下所呈现的服装色彩总给人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时光的利刃无情地消退了千年之前绚丽的本色,就像敦煌等壁画中的色彩在年深岁久中被氧化、风化而变色、褪色。

800年之前瘗埋的赵伯澐棺木被打开之时,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墓主人入殓的服饰竟然十分的鲜亮。文物的完好保存完全得益于南宋时期最高端的墓葬技术。砖椁结构的墓室坚实厚重,固若金汤。棺木与墓壁之间充填了松香、糯米汁、三合土,将棺木整体“浇灌”于密闭的墓室内。这些条件使得朱红髹漆的棺木宛如新造,赵伯澐墓葬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又幸运地未遭后世破坏。像是一颗“时间胶囊”,棺木内塞得满满当当的南宋成套丝绸服饰依然呈现出柔软顺滑的质感,泛着无法抵抗的优雅光泽。

赵伯澐服饰清洗后的第一时间,摄影家项庆使用ALPA相机和飞思数码后背,高像数、精准色温地记录下服饰的质感和色彩,保存了第一手最为原始的珍贵信息。

赵伯澐着官服风光大葬,入殓了一年四季的服饰。服饰形制涵盖了袍、衫、裤、袜、鞋、靴、饰品等,丝织品共70余件。其使用的面料较为讲究,包括了绢、罗、纱、绫、縠、锦绸、刺绣等丝绸品种,还编有精美的花卉、禽鸟等题材纹样,可谓“花重罗衫,蝶隐绫裘”。这些出土服饰是浙江历史上最为集中和顶级的南宋丝绸发现。但是,赵伯澐系列服装的色彩却较为单一,除了两件浅黄色的绫衫,其余的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

“远看颜色近看花”,色彩是对服装感知的第一印象。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在服装设计的理念中,色彩是第一要素,其次是服装造型,最后才是服质材料和工艺问题。

色彩的神秘感受是中国服饰文化的一大主要特征,集中呈示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独具特点的审美取向。《晋书·舆服志》所载帝王百官要按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节穿戴五种朝服,其色依次是青、朱、黄、白、黑。这五种色彩成为古人的崇尚色,称之为“五色”。传统观念里,青、朱、黄、白、黑为正色,其余为间色、杂色,并把黄视为中央尊色。《礼记·玉藻》规定:“衣正色,裳间色。”可见,周人已有以正色为尊、间色为卑的观念,色彩则有了贵贱之分。

“服色娱目,衣饰见德。”中国古人对服色的选择,除了依照朴素的审美知觉因素外,历来又十分重视色彩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

每每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显示出服饰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服饰当中色彩的重要性则首当其冲。

文明伊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五色与五方联系起来。阴阳五行的合流,使得五行色彩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五色至尊”成为汉民族最本源的色彩观。

色彩被人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感。尤其在古代中国这个特别注重“礼”的象征意义的文化中,色彩更多地被赋予了伦理情感与哲学价值,不仅上升到宇宙秩序的高度,也深入到古老的人生哲学,可以说中国人的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色彩观。

“为礼而饰”的儒家,确立了衣规服制的“昭名分、辨等威”功能;“文质彬彬”的孔子,将君子风范体现在道德情操上,并注重“衣人合一”的举手投足。合“礼”合“仁”的儒家观念统摄了古代社会的服饰制度,彬彬有礼的孔子则把色彩作为表现“礼”的一个鲜明符号,和服饰一起把“礼”视觉化了。

儒家关乎人道,道家崇尚天道。

心怀清风明月的道家们将“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清净无为”等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演绎得风清月朗,山高水阔。至尊至圣的老子曰:“圣人被褐而怀玉。”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被褐怀玉”四字诤言为道家奉若神明数千年。

给《道德经》作注的魏晋玄学家王弼说:“被褐者,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宋代道教妙真派中兴祖师范应元也注:“是以圣人内有真贵,外不华饰,不求人知,与道同也,故曰被褐而怀玉。”这样的注释就不难理解所谓“被褐怀玉”其实是主张不要在意服饰的外在美,而应加强人的内在修养。这显然与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同。孔子主张外在与内在的统一,而老子更多的是关注内在。

道家“被褐怀玉”“率性自然”的服饰观与“知白守黑”“虚空”“忘色”等色彩观,促成了中国人另一种着装审美意识,表现出了追求自然、朴素、清新之美。这正与儒家注重“五色”的统一与合“礼”合“仁”的象征色,强调“中和之美”,提倡的文雅、规整、庄重的服饰美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这些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黄岩老城区桥上街西侧留有晚清光绪举人陈瑞畴的半幢老宅,其台门就书有“知白守黑”的横批,其楹联为:“学诗学礼门第,半城半郭人家。”

宋人承继了晚唐的风格,崇尚淡雅、质朴、清新、幽丽的色彩风格,用色技术随着印染工艺的提高更加成熟,没有大面积的强烈对比色,给人一种和谐、宁静、柔美的感觉。

宋代,主要流行色有淡红色、蓝色、白色、黄色、褐色、紫色等。宋人喜爱的颜色多偏向于冷色系,主要是明度、纯度较低的颜色,服色风格整体趋向淡雅。从服色搭配来看,宋人多喜欢同类色或邻近色配置,如“淡黄衫子郁金裙”。也有少数对比色,如“揉蓝衫子杏黄裙”,但这种搭配不会像红绿那样张扬、刺眼,反而会让人热血沸腾,是在活泼中多了一份沉静。

“宋代的染织工艺,在盛唐的生产基础上,有着质的发展。”宋代管理染织生产的机构相当庞大。工部少府监,设有文思院、绫锦院、裁造院、内染院、文绣院等,都是有关染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宋代官营作坊的工匠来源和待遇,废除了唐代的无偿劳役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宋代私营染织工业不但比唐代更加普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机织工业与家庭手工业相分离,是当时商品生产的一大进步。这对技术的改进、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都有积极的意义。“鹿胎缬”“跋遮那缬”“瑶斑布”“点蜡幔”“药斑布”等印染织品在宋代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技术创新的代表。范成大《缫丝行》中有“今年哪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丝去”的诗句,是对当时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过程逐渐专门化的一个生动写照。

《中国染织史》作者吴淑生、田自秉研究说明:“从传世的纺织品人物画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宋代彩锦,较唐代也有很大进步。唐代彩锦色彩鲜明艳丽,而宋代则为淡雅柔和,很少饱和色,常用两种的调和色,并较多采用深浅不同的茶色、褐色和绿色。”这种风格不仅仅是彩锦的色彩,更是服饰色彩的风格。多用调和色的原因正是源自当时印染技术的发达。

从赵伯澐服饰用色来看,均是近似色、同类色的对比与调和,这样的服色搭配给人一种淡然、超脱的印象。虽然,贵为王胄的赵伯澐和那些不单纯等同于贵族阶层的文人士大夫一样,他们有自己崇高的理想与清高的品格,不求富丽而求雅致。他们会把诸如大红大绿这种强烈对比的搭配视为俗不可耐,这些事实其实说明宋人用色更加纯熟。曾经有人把唐代比作青壮年时期,而到了宋代就开始变成中年时期,虽不像青年的朝气蓬勃、热血沸腾,但更多了一份老成、持重的成熟之美。

绘画色彩的运用,宋代是千百年来一直视为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自北宋开始,从工笔重彩转向水墨浅绛色,也就是从色彩的重彩美向淡彩美进行转变。赵伯澐身上深深浅浅的褐色系列,陈列出写意的意蕴,假如把这些变化丰富的褐色想象成国画中的墨色,似乎亦能“以褐代色”,将之分成“五色”“六彩”。

褐色的气质是端庄的,朴实的,它肯定不是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稳,一种隐秘,一种禅意。甚至,褐色曾给人一种恐怖的感受,以希特勒为首的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纳粹党,其党徒身穿褐色制服,被称之为“褐衫党”。

褐的本意为粗布衣服。汉语用词上一般拿它来形容不好的东西,如:破冠敝褐、褐衣蔬食、披褐怀金、被褐胚玉、褐衣不完、短褐穿结、缊褐瓢箪等等。褐色,以前在汉族人中向来被认为是不好看的颜色,除了唐末,从来不曾流行,宋代竟然流行开来,这种现象应该受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

仁宗天圣三年(1025)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妇女出入乘骑,在路披毛褐以御风尘者,不在禁限。”也就是说不得穿褐色绞染的纺织品或褐色毛皮衣服。

褐色,最多是被下层劳动人民所用,但到了宋代竟要被三令五申地禁止,可见褐色已广为流行。

南宋至明初,褐色成为了流行色。元代《碎金》记载了丰富的褐色种类。沈从文先生有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据他研究,在元代,服装的颜色有着严格的规定,大官着纱罗,红紫为上,青绿居中,小吏、百姓,只许用檀褐色。官员毕竟是少数,而百姓众多,于是为了能在许可的范围内用上更多的颜色,聪明的印染工匠竟然研发出名目繁多的褐来。诸如:砖褐、荆褐、艾褐、鹰背褐、银褐、珠子褐、藕丝褐、露褐、茶褐、麝香褐、檀褐、山谷褐、枯竹褐、湖水褐、葱白褐、棠梨褐、秋茶褐、鼠毛褐、葡萄褐、丁香褐,共20种。令人欣喜的是这个褐色大全,被元末明初的文学家、史学家,黄岩清陶乡(今属路桥)人陶宗仪收录在他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一写像秘诀中。对于各种褐色的配制秘方还作了标注,如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点合;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绿紫花合;茶褐:用土黄为主,入漆绿、烟墨、槐花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黄胭脂合;砖褐:用粉入烟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等等。

虽然,细心的陶宗仪对颜色作了物化名状的命名,但问题是当时人们概念中的褐色跟今天认为的褐色有没有差别呢?一种色彩分色出20个种类,令现代的我们目不暇接,头晕目眩。在这些褐色系中,比较符合我们印象中的褐色的,主要是山谷褐、秋茶褐、鹰背褐、藕丝褐或者已经更偏于黄色系的驼褐等。褐在当时可能更多是中间色系的指代。

百度百科对褐色作这样的解释,褐色是处于红色和黄色之间的任何一种颜色。其特征含有适中的暗淡和适度的浅灰。褐色亦称赭色、咖啡色、茶色等,是由混合小量红色及绿色,橙色及蓝色,或黄色及紫色颜料构成的颜色。至今,有关褐色的词组和成语达一百多种。

宋代的纺织技术是中国纺织发展史上的高峰,江南更是宋代纺织业最发达、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南宋时期,台州为临安的辅郡。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认为,赵伯澐墓出土的丝织品是南宋丝织品的重要代表。

大自然是人类造物取之不尽的源泉,先民以植物的枝枝叶叶,制成各色染料,幻化出斑斓的五彩之色,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中国服饰艺术的光彩和魅力。自古以来,黄岩水网发达,草木丰盛,有着丰富的染料资源。

时装是时代之镜。唐代的服饰文化可谓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一朵奇葩,不管是从服饰的样式还是从颜色看,都突破传统的服饰观念,甚至以后的几个朝代也不能和它相比,具有多元性,更具有世界意义。唐人的用色是古代最大胆、最绚丽、最浓艳、最张扬的。然而,安史之乱震裂了唐人的心,成为唐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社会失序混乱,后人虽仍想努力留住昔日的灿烂,但依然留不住远去的美丽身影。

从服装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对阳刚性格的人联想到的服装特征为暖色系的、明快而大胆的、华丽的服装;对阴柔性格的人联想到的性格特征为冷色系的、阴郁而谨慎的,简朴的服装。”可见,唐宋人的心理特征是明显不同的:唐人的心理属于外向型的,表现为健壮、热烈、大胆、宏伟,而宋人的社会心理转向内向,表现为纤柔、谨慎、敏感、幽远。

从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史来看,宋代可谓是由追求“错彩镂金”转向以“初发芙蓉”为美的分水岭。

赵伯澐入殓的服饰多为广襦宽袖的燕居之服,且纹饰考究,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服装。从随葬的南唐君主李昪祭天所用的投龙玉璧、制作精致洗练的水晶环佩、古朴典雅的螭龙圆璧以及沉香香合、道家念珠等文玩雅器可以感受到他身前浓郁的文化气息。他应该是剃须熏衣、衣着讲究、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

两宋的时代文化气氛培育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宋代是文化大繁荣时期,那些强烈的文人气质渗透到服饰文化中,则表现为含蓄内敛,崇尚朴澹自然,追求清新儒雅的文人风度,这在宋代学者朱熹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朱熹认为日常所着衣冠服饰应当质朴简易,不尚鲜衣华饰,是合于“利身”“便事”原则的。《朱子四·内任》中记载了朱熹本人燕居时之衣冠服饰的情貌:“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衫,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生。”

“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中国人的自然观是让身心融于青山绿水,融于自然中。服饰也不例外,服色在服装之中的使用,充分体现了人、服饰、自然的和谐统一。

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汇融,极大地影响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与处事心态。反映在服饰方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喜欢选择能够代表个体意趣,体现自身喜好的舒适宽大的道家长袍。穿着宽博且长至曳地的衣饰行走于山水自然之中,清风袭来,衣裾飘飘欲举,摇曳生姿。这种飘逸之美、自然之美,与宋代士大夫服饰的简洁、儒雅的审美趣尚是吻合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双重人格,千百年来一直为士大夫所奉行。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这种闲云野鹤,坐看夕阳的闲情逸致如诗如画,足以见证了士大夫谪居时的超然心态。正是基于这种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宋代的士大夫们才不至于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患得患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在他的词中抒发了追求田园生活的自然境界也吐露出对于服饰的自然回归。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心态平和稳定,不走极端,从而使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处世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松风、野岚、竹影、溪声,身着宽大飘逸的服装忘情于山水之间成为了士大夫向往的生活方式。追求平淡形成了士大夫的服饰观。

宋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大开科举的举措,从表象上看来大大提高了宋代士大夫们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创造了前朝后代难以企及的自由的政治氛围。但宋代君主对士大夫的笼络与控制实质上是并行不悖的,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士大夫精神的逐渐禁锢似乎也成了相互映照的两个方面。宋代士大夫外王之心屡遭挫折,兼济之志难以施展,从而造就了他们心态特质的内倾型。宋代士大夫们的人生内容因此被压缩进了狭小的道德空间,一味地强调人的内在心性修养与人的思听言动(包括服饰、容颜、举止、风度等应当完全一致)。当士大夫求志报国,舍生取义的伟大愿望遭到统治阶级无情的镇压的时候,他们在宣泄失意心情寻找心灵慰藉的港湾时,服饰便成为他们很好的物质载体。宋代士大夫将这种失意心情注入了他们的服饰装扮,他们大多选择色彩单一(主要以黑、白两色为主)、面料简朴、样式简单朴实大方,但又不失礼仪符合文人气质的服装,与华丽富贵样式繁琐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服饰寻求平淡,似乎只有平淡才能表达他们的心声,只有平淡才能让他们暂时忘却烦恼,但是服饰的平淡实则隽永,平淡实则深远,服饰的平淡正是士大夫历经坎坷而归于平淡,也是愤激慷慨后归于平淡。

独特的历史背景影响下,服饰转而进入了相对保守、庄重,但又不失典雅秀丽的崭新局面;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宋代士大夫的服饰被注入了强烈的文人气息,这种强烈的文人气息渗透到服饰中,外化为含蓄内敛,崇尚朴澹自然,追求清新儒雅的文人风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然优美的纹理、温馨淡雅的色彩、质朴飘逸的罗纱、优雅端庄的款式、诗意般的设计。赵伯澐数身服饰让人温暖、放松,清新、自然。我们期待现代复原技术的早日运用,届时,长袖盈空的“赵老先生”向你穿越而来。

岁月流转,铅华褪尽,五色消弥,那些繁杂的褐,积淀成为温黄平原最深沉的底色。

一种淡泊的人文性格于永宁两岸突起,一种色彩,印染出“被褐怀玉”的气质,晕透了一代代文人的背影,点缀了白墙青瓦的巷陌,诗意了烟雨水墨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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