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词曲作者贺绿汀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当年，这首《游击队歌》传遍长城內外，响彻大江南北。80多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及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抗日歌曲时，首先想到的是《游击队歌》的词曲作者贺绿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烽火岁月里，贺绿汀为奔赴延安曾经二到如东。

创作 《游击队歌》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湖南邵阳人。1923年春,考人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学习音乐、绘画。1924年冬,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年秋，回家乡任县立中学音乐图画教员。10月，他积极参加中共宝庆地委领导的革命活动，因表现勇敢，被吸收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随三哥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到彭湃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在海丰创作了第一首革命战歌《暴动歌》,曾在海陆丰一带流传。1928年—1929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南京抓捕并判刑达22个月。1930年初出狱，后到上海投考国立音专作曲系。

1934年,俄国著名作曲家齐尔品在上海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贺绿汀以《牧童短笛》荣膺头奖。其时上海各报报道了此次授奖盛况，中国乐坛第一次知道了贺绿汀这个名字。

1934年冬,贺绿汀经聂耳介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从事电影配乐工作。三年中，他先后为17部电影及《复活》《武则天》等话剧配乐。电影歌曲《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西湖春晓》等至今还为人们所喜爱。1936年,贺绿汀加人左翼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

1937年底，25岁的贺绿汀随抗日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一线做抗日宣传工作，同行的还有崔嵬、欧阳山尊、刘白羽、塞克等，到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驻地的临汾后，与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一天，贺绿汀、丁玲等来到刘村，他和学兵队员一起听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讲的游击战术后，又亲眼目睹了穿梭于高山、密林和青纱帐里的学兵队员摸爬滚打时的矫健身影，深受启发和鼓舞，陷入极度兴奋之中，彻夜难眠，在油灯下连夜挥笔创作出《游击队歌》词曲。

第二天早上，学兵队早操刚做完，贺绿汀便挥动双臂，给大家教唱《游击队歌》。从此，这首歌曲便从刘村向附近的各地很快传唱开来。1938年春的一天，在刘村召开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剧队专门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首次将这首歌献给前线与敌后的各路抗日将士。当时没有钢琴伴奏,也没有乐队演奏，也不是后来的四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欧阳山尊（欧阳山尊，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吹着口琴充当伴奏。演出博得了满场掌声。坐在前几排的朱德、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刘伯承以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等高级将领都对这首歌给予很高评价。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这首歌不仅写得好，而且唱得也好啊！”，并且将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各大将领都说战士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歌，希望贺绿汀他们到部队教唱这首歌。仅仅半年时间，《游击队歌》便从刘村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遍全国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唱到今天。

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这首歌向全军推广，成为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1973年，周总理指示将《游击队歌》拍摄成大幅图片悬挂在延安烈士纪念馆。1992年，它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如今，1938年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原稿收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从重庆转移到上海

1938年元旦后他从山西又到了武汉，不久又到了重庆，前后都是在周恩来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下面从事音乐工作。还与爱人姜瑞芝一起任教于育才学校音乐组。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为保存革命文艺工作者之精华，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重庆办事处组织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撤退。贺绿汀根据中央通知本来准备和姜瑞芝直接从重庆到延安，因为贺绿汀是男的，就不能够直接从重庆去，而已怀孕的姜瑞芝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改名姜芝芳，冒充八路军家属，带着两个孩子，先行撤退去延安。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贺绿汀等一批著名人士经贵州、广西、湛江到香港，再到上海，一部分人准备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贺绿汀到上海后，住了一个星期，等待地下党的安排，准备去苏北新四军军部。他托为他保存钢琴的陈又新为他买了一把小提琴，又从另一位友人家里取出保存在那里的一架收音机，准备连同那一箱从香港购得的书籍一起带往新四军。这期间，有金嗓子之称的电影明星周璇找上门来。

原来，抗战前，贺绿汀曾为田汉写的电影《马路天使》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两首插曲的歌词配曲。周璇因出演《马路天使》的女主角而红极一时。这两首歌也因此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在影片拍制期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约周璇为这两首歌灌唱片，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灌唱片。在灌片过程中，贺绿汀进行详细指导。他们虽初次合作，却感到非常愉快。拍摄《马路天使》，使周璇第一次接触到进步势力，受到感染和影响，使她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她有进步的要求和向往，并讨厌在恶势力的包围下，被迫去拍摄那种不健康的影片。

周璇从朋友那里打听到贺绿汀的住处，就来找他。她一见面就抱怨对贺绿汀说：“这种‘断命’电影我不想拍了，我要跟你去新四军。”贺绿汀考虑到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新四军的处境比较困难，作为一个“明星”，她的社会影响已经很大，敌后的反扫荡环境对她可能很危险，因此贺绿汀就劝她最好先去香港．那里有她熟悉的进步的电影界前辈蔡楚生等，他们会给她具体帮助和指引。贺绿汀在“忆周璇   从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谈起”一文中说：“后来才知道周璇由于没能摆脱种种羁绊还留在上海，以后虽然去了香港，却遭到欺凌、诱骗。她终于没有能摆脱旧势力对她的吞噬。想到这里，真是后悔不该没有毅然带她到解放区去。”

为奔赴延安  一过如东

贺绿汀在地下党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秘密去新四军根据地。途经如东的掘港、栟茶，行程中有惊无险。关于这一段行程，他在“初到新四军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道：“我记得离开上海的那天，是5月13日，星期五，又是13号码头，这三个数字，在有些人看来，都是不吉利的，所以我还记得，送我的那位同志是地下党组织派来的。事先约定，我的行李由他拿，我也拿个小包包，上船的时候，各人走各人的，装作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上了船之后，就各人找各人的地方坐下来，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到了青龙港(长江北岸靠近南通的一个码头)。青龙港当时是敌人的据点，那里有个哨卡(敌人盘问过往行人的“检问所”)。我们上岸走了一里多路，就有伪军来检查了。送我的那个同志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相隔百把米。他被检查之后走了;轮到我了,也反复检查，总算没有被发现什么，就算放行了。

过了敌人的哨卡,走一两里路，我们就会合在一起了;搞了辆独轮车，继续往前走。沿途还有敌人的小据，,但是交通员都巧妙地避开了。不管怎么说，化了装在敌占区里走路，心情总是相当紧张的，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上鬼子、汉奸的巡逻和密探,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我们从青龙港上岸之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直到了北新桥。据说，这里已是新四军第一师活动的地区了，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没顾上在交通站休息，我就出去了，到附近的地方兜圈子，看看这里，看看那里，简直是看不够，好像这里的树也格外的葱绿，空气也觉得特别的新鲜。

从北新桥出发,第二站就到了掘港(距离南通约有90多华里,现在的如东县级机关所在地),碰见了刘季平同志。刚巧,那天晚上就是反扫荡,于是,背起背包就走,那知道走了一阵又回来了,原来那是一次演习,演习就跟真的一样。”刘季平，如东双甸人，曾在国统区任中共南方局文委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贺绿汀与他由此相识。这次，贺绿汀与之相遇时，刘季平任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

“第二天,我们一行大约有20多人,沿着海边向北走,路上好像过‘草地’,绿茵茵的一眼望不到个边;也很难看到一棵树。经过的沿海小镇有:栟茶、角斜、李堡、潘家铺、西团、小海。这些小集镇，距离敌人的据点远的有二三十里，近的只有十多里路，因为老百姓拥护新四军，我们就能行动自如相当的安全。大概又走了300多里路，经过刘庄、伍佑，就到了盐城，那就是新四军的军部了。”

贺绿汀在新四军军部，受到刘少奇、陈毅同志的欢迎，分配在鲁艺和四师从事音乐工作。贺绿汀一心要求去延安，被再三挽留。

二经如东 奔赴延安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正式确定刘少奇回延安。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除吕振羽（时任刘少奇政治秘书）、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和一起赴延安的吕振羽、江明夫妇以及贺绿汀、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等人，在新四军独立旅第1团团长周长胜带领的4个连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到达淮海区时，接到延安来电说：“平汉线有六道封锁沟，大队人马不可能通过。领导上决定只让历史学家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同志北上。于是，贺绿汀随邓子恢同志穿过封锁线从淮海区回到新四军军部，打算经海路去上海，再由上海经敌伪区去延安。在这期间，他遇到邹韬奋。邹韬奋的中耳炎(以后证明癌症)已到严重阶段,必须每隔四小时服狮牌头痛片一片,方能止痛。他们都也焦急地盼望着能早些踏上征途，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3月底4月初,新四军军部计划派人送邹韬奋到驻在苏中四分区的一师转上海，又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于是组织上委派田丰护送到一师，在盐城大丰东边的斗龙港上了船，同行的还有贺绿汀。

贺绿汀在《有关邹韬奋先生从苏北回上海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在三师住了几天，黄克诚师长专门为我们雇了一条海帆船，派战士田丰同志护送，从海道到第一师去。由于船里面是空的，载重量不够，出海时海风吹来船只左右摇摆，不得不回内河，装上很多泥土，出海时船才稳一些。”“船在海中张帆向南航行，大陆只在西边远远地看到一线黑影。在船的前面也有一条向南航行的船只，看到我们，就向我们鸣枪，我们只好离他们远一点继续航行。到了晚上发现船身不动了，我爬起来看，原来船停在陆地上。”“第二天早上，只见海水从东边滚滚而来，船又浮起来了，又继续南航。”“原来从响水口到长江口几百里地的东海是几十里宽的浅海，日本军舰根本开不进来，是海上的安全地带。海里每天有潮汐，退潮时船着了陆地，就开不动了。”第二天天黑，“船到了如皋东海岸的小镇长沙乡。因为水浅，船离海岸很远就开不进去了”。我们“停下来做饭吃。浅海里有很多捕鱼虾的网，船上人从网里取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小虾煮来做汤，这时才听到韬奋先生说了几句话，说味道很鲜。”“长沙区公所派人推出一个很小的船来接我们，水仅尺余深，推了很久才到陆地，韬奋坐独轮车到区公所，我和田丰在深夜的月光下去找县政府。”“第二天一早，早饭后，一辆独轮车载着韬奋和行李南行，我和田丰跟在后面，走不多远，前面不准通行了，田丰去交涉才放行。”

“前面有一支精干的部队开往东边去，每个战士都年轻力壮，像足球队员，武器也挺好，他们是师直属第九团，曾听过韬奋的报告，一见面就招手跟着他们走。此时师司令部已开往北星桥（一说北兴桥）去，等我们到北星桥师部，师长粟裕同志接待我们。招待我们吃过晚饭，粟裕同志和我们谈战斗情况。他说日本人正在准备五月大扫荡，要我们必须趁早离开，明天一早派侦察员送我们到南通附近的天生港乡下（注：一说是通海的天星镇）汤景延（中共特别党员）司令部去。我们听从他的安排。”“真的要离开新四军了，粟师长给韬奋一张两万五千元的支票，给我五千元伪币，加上三师给的三千元，我已经有八千元的路费。”“第二天，和师部及田丰同志等分手，由四位侦察员护送，每人一支驳壳枪，一部脚踏车，两部载人，两部载行李，蜿蜒南行，途经敌据点附近集场时还停下来买东西，很快就到了汤景延的司令部。”

田丰即著名的翻译家金人，家在上海。他们在田丰等的护送下从海上航行到达如东长沙港，登陆后，住了一宿，乘独轮车，行经兵房、丁店，前往北新桥新四军一师驻地。这次是贺绿汀为奔赴延安，第二次途经皋东。

关于汤景延，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汤景延( 1904-1948)，如皋人。1924年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0年夏，参加新四军。次年春，转入地方，任南通县第十区区长。秋，调任通海人民抗日自卫团团长。194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初，日伪正准备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斗争日趋激烈、尖锐。“清乡”开始前，苏中区党委采取“木马”计,利用汤景延的特定社会关系，经华中局批准向伪军诈降。接受敌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番号，活动在“清乡”区。汤景延打入伪军后，巧妙周旋于日伪之间。为我军搜集军事情报，向四分区部队秘密输送弹药，掩护我方人员来去上海，分化瓦解伪军部队，做了大量工作。9月下旬，苏中区党委决定汤景延暴动归来，由南通警卫团接应。9月26日晚上，汤团从敌伪200余里交通线上的各个据点破腹而出，汤景延带领部队重返根据地，按时到达了指定的宿营地。第二天,汤团全部回到了四分区驻地如东县苴镇附近的刘家园。

汤团为反“清乡”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10月1日，为欢迎打入敌部胜利归队的汤团，在苴镇举行祝捷大会，会上，陶勇同志表扬了全团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和高度的组织纪性，高度赞扬了汤团对反“清乡”的巨大贡献。陶勇诙谐风趣地讲了话：“当初‘汤团’打人敌人心脏，有人以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可是你们看，狗不但没有吃掉，反而被痛打了一顿，‘汤团’不仅又打回来了吗？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当晚，还演出了京剧。从敌占区丰利秘密接来的吴艳琴主演了《宝蟾送酒》,金鹤松主演了《拿高登》。陶勇司令还点了著名演员赵子林的《风波亭》。

10月间,汤团上调东台一师师部休整。师部又一次为汤团召开庆功大会，粟裕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再次表扬了全团干部战士。1944年初，汤团改编为苏北六县“联抗”二团，汤景延同志为“联抗”副司令。抗战胜利后，汤景延任苏北海防总队副司令，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等职。1948年初，汤景延受党的分配，到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开辟武装斗争，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贺绿汀和邹韬奋在汤景延处住了十来天，做衣服、拍照片、办通行证，贺绿汀和邹韬奋都蓄起胡须，贺绿汀是八字胡，邹韬奋是希特勒式小胡子。韬奋拿到一张特别从江南弄到的常熟清乡良民证，被地下党交通员另外送上去上海的轮船。

贺绿汀拿到的是一张伪海门县警察局发的通行证，改名为陈益吾，换上一件新做的长衫，俨然又是个教书先生，在汤景延如夫人的护送下到了上海。

贺绿汀经过天津、北京、太原等敌占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同年七月到达延安，夫妻重新团聚。

在延安，贺绿汀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创建了中央管弦乐队并任团长。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教学和创作。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为“党的七大”演出，贺绿汀根据民歌改编的合唱《东方红》演出后，受到“七大”代表们的热情欢迎。他创作了风靡一时的《新中国的青年》《新民主进行曲》等不少群众歌曲。

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年动乱中，他受到“四人帮”迫害。在“四人帮”的淫威下，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被人们誉为“硬骨头音乐家”。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一生共创作完成了3部大合唱,5首钢琴曲,7首管弦乐曲,30多部电影、话剧音乐,200多首，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等。

主要参考资料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

黎孟德著,《中国音乐故事欣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

韩万斋主编,《燃烧的旋律-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歌曲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

《贺绿汀全集》第五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

郁葱编,《抗战诗篇》,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

邹嘉骊编著，《邹韬奋年谱长编 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汤锦程编,中华汤姓源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 。

贺绿汀《回忆周璇》（《解放日报》198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