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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19日

知青岁月里的忘年交

 

这是李伯家的柴火灶台

 

这是当年李伯家房屋一隅

 

下乡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我因初来乍到,一时新鲜好奇,加上忐忑不安,一直坐到深夜12点都毫无睡意,刚躺下,突然听见隔壁传出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声。我急忙起床,敲窗,问是不是有人生病了。里面回答:“呃,不是,是我的劳伤病犯了,不要紧——你哪个?” 我回道:“我是新来的知青,姓王,是来你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从明天起,我就和你们在一起劳动生活了。”

“哦,从哪天就听说你们知青要来,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见到头晚呻吟的李少华了。他高高的颧骨,红红的酒糟鼻,嘴巴露出一排积满厚厚一层污垢的老黄牙,我立马想到了京剧里的丑角,不过,丑角的个子都很矮小,而李少华的块头却很大,身高一米八左右。队长的妻子后来对我说:“不止是他,基本上队里有点年纪的人,都有劳伤病,一旦天晴下雨就会发作,队长天天晚上睡着了也都在哼呢,有时一直哼到天亮。”

我就这样与李伯相识了,那时我下乡才十八岁,李伯已经六十出头。

李伯额头正中、鼻梁上方有一个黑紫色的椭圆印记,起初我不知那是什么,后来才知是用揪掐方式“医治”感冒留下的痕迹。

“揪掐”是民间古老的治病方法,就是用手蘸上点水,在鼻梁上或是喉结部位揪捏,直到紫红为止。与之同时使用的还有“刮痧”,就是用一个老钱(古币)蘸上万精油或盐巴水在背上刮,一直刮得满背黑紫。

下乡不久,我感冒了,李伯看见我怂孤孤的,便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大声说道:“哟,你发烧了,起码有40度,赶快到公社卫生室去打针吃药——要不,如果你不想跑,我给你揪掐一下,或是刮痧,发一身汗就好了。”他不由分说叫我脱掉上衣,俯卧在床上,拿了一个碗,倒了少半碗盐水,用老钱在我的背上来回刮,刮得我哇哇大叫。可李伯仍不停歇,一边刮,一边叫我忍着,经他这么一阵折腾,我真的感到身上轻松多了,病居然奇迹般好了。

李伯结过一次婚。我下乡之前的前一年,他“屋头边个”(当地人称老婆为“屋头边个”)因病去世。从此他没再娶过女人,他只有一个小孩,当地农村称“独苗”。我下乡的时候他的小孩已有十三四岁,小名好像叫小虫虫什么的,已经可以和大人一起做活抢工分了。

自从“屋头边个”去世后,李伯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粗活、细活、力气活全由他一人包揽,实属不易。

插队期间李伯教会了我许多农活,如犁土、栽秧、除草、栽苞谷、薅苞谷、麻苞谷、割苞谷杆杆、栽烟、烘烟、理烟、打梁杆等。

李伯每天收工回来,要么躺在床上喘气,要么盘腿坐在床前品茶、抽烟。我每次去,李伯都很高兴,愿意坐起来和我聊天。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无论说什么,语言的丰富、生动、贴切简直都神了。如果一个作家能把他的语言记下来,不用任何加工,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喊我去他家吃活菜——所谓的活菜,就是放点菜油在锅里,把辣椒面倒在油里炸一下,然后倒水进去,就可以煮白菜吃了。那顿“活菜”令我终生难忘,因为吃饭的时候,我嘴里不断嚼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当时怀疑菜有问题,趁他不注意,拈了一匹生菜看,发现菜叶子上糊满泥巴,再看洗菜的盆,竟是一盆浑汤汤——黄泥巴水。吃完饭,我们围坐在柴火边一边聊天,一边爆苞谷花吃。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灶台前的火堆里时常埋着烤熟的红薯。我们经常围坐在一起爆苞谷花吃,把一根棍子撇成两节,做筷子,爆一颗,拈一颗,很是快乐。

聊着聊着,李伯抖了一下烟斗,然后放在嘴里咂了咂,像念诗一样地念道:“老婆在时享福,无妻日子孤苦。冷暖无人过问,寂寞凄惨无助。想摘鲜花一朵,无缘遇到好妇。红尘洒家看破,因果前世有故。”逗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伯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还喜欢唱山歌。有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李伯一边裹叶子烟,一边唱起了山歌:“唱首山歌逗一逗,看妹抬头不抬头,马不抬头吃嫩草,妹不抬头顾害羞。”

见李伯带头唱山歌,很快就有人应和起来:“地里栽秧窝对窝,今日郎妹来对歌,站在地中开口唱,情也合来意也合。”

就这样,大家围拢来,你一句我一句,即兴对唱山歌,忘却了劳动的疲惫。

应该说,“情”乃上帝赐予人类最美的礼物,即便在那物质匮缺的年代,社员们一刻也不放弃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男女之情,不分老少,年轻人情意绵绵,老年人唱起情歌同样也是火辣辣的,三句离不开哥呀妹呀。望着星星点点花白头发的李伯动情地哥呀妹呀地唱,刚开始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以男女对唱形式进行,男唱女和,或女唱男和,大都是即兴而来,有感而发,他们大都是没文化,甚至是文盲,但却能从生活积累中有感而发,歌词脱口而出,而且喻意深长,不能不令人叹服。

下乡期间,我发现,一般清晨起床后,李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搭凉蓬,抬头看天。如果看到卷着的云层有很多,李伯就会说:“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不一会,保准就下起瓢泼大雨。

夜晚,如果看到繁星闪烁,也会听到李伯念念有词“星星眨眼,大雨不远。”那么,第二天清晨,李伯一定会早早起床,扛着锄头来到苞谷地里,给每一窝苞谷培土,不然,中午的大风雨,会把苞谷刮倒。李伯虽然不是气象专家,但他预报天气比较准确。

我和李伯年岁虽不相若,但一见如故,结为至交、挚友,我和他无话不说,近乎一种父子之情。

1977年12月,国家落实政策,知青陆续返城,我也因招工回到城里,在县氮肥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一年,不知是李伯年事已高还是身患疾病,我发现他身体明显大不如前了。

我回城后的第七年,李伯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