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坛忆旧

赵安炉

爷爷生父亲的时候，是宁海正学小学（现柔石中学）的国文教员，而父亲生我的时候，他是黄坛供销社的职员，如果按出生地来划分人的身份的话，父亲是正宗的城里人，而我则是黄坛人了。

我出生在黄坛桥头，但对桥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没过一两年，父亲就从桥头调到了黄坛。父亲是吃公家饭的，随时要调动工作，调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单单在黄坛就安过三处家：大阊门、沙坦和黄坛街。母亲对这种居无定所的不安定状况充满了抱怨。她时常跟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是个农民呢？在母亲眼里，农民是无须经常搬家的，并且有自留地，瓜蒲茄菜吃都吃不完。在为解决温饱而劳碌的年代，母亲对农民几乎到了羡慕嫉妒恨的地步。

7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老师不让报，说我是下半年出生的，8岁才能读书。那时，在乡下吃公家饭的也不多，无非是公社、供销社、学校、粮油站和卫生院等不多的单位，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又加上母亲的再三恳求，学校终于放口。用她的话说，你太“顽皮讨债”了，整天做那些“吊天挖影”的事，一定要早点关到学堂。的确，我“造恶”的迹象在读书前就显山露水，“臭名昭著”，譬如那个“天龙入海”事件。有户农家住水井边，屋主为图省力，免去提水之劳，便在墙上挖个洞，按上石槽，从井里吊上水往水槽一倒，水就直接流进屋内的水缸里。夏日的中午，我们几个小孩在井边“无事生非”，先是在窄窄的井栏圈上绕着走，也不怕掉进井里去，然后轮流坐在露出墙面的水槽上，小屁股与凹形的水槽正吻合，凉丝丝的舒服极了，然后站在井栏上往水槽里撒尿，里边传来咚咚的流水声，原来屋里的妇人也懒，水缸竟未上盖，以致温暖的“小溪”尽数入缸。咚咚的声音好听极了，个个都显得异样的兴奋，争先恐后地接着玩。大家正乐着，突然传来一声怒吼，我们魂飞魄散，拔腿就逃。

在老祠堂读小学时，我家搬至黄坛街。黄坛街街口横着一条大马路——甬临线，汽车站就设在街口，整条街长度也就一里地的光景，宽约丈余，路面上铺的鹅卵石，大大小小，高低不平，若是下雨天一不留神就会滑得四脚朝天。街两边是本地农民的房子，我家就租住在街边两间面街的平房，后门是房东的园子，我妹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虽然叫作街，但并无商铺，仅仅在街的中段有一间小店，卖一些烟酒酱醋等日常用品，小店门口的屋檐下卧着一块油光发亮的大青石，夏天躺在上面冰凉冰凉的。街的西头到底是一堵一人多高的石头墙，墙由大大小小的溪坑石垒就，布满青苔，积聚着岁月的痕迹。墙的那边是竹林，瘦瘦的竹子高出墙头许多，翠翠的竹脑便弯出墙头伸到路的上空。街尽，然而路未尽，依然是鹅卵石的路面，向右一拐，一直通到马路，这条马路是通往西溪双峰的公路，穿过马路，对面是一条东西朝向的鹅卵石小路，每天上学走的就是这条小路，小路并不长，走完小路便是学校的操场。记忆中这个操场几乎比一个足球场还大，操场上立着篮球架，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四根木柱子埋在泥地里，上端挂着一个黑湫湫的篮板，篮板是没有油漆的，或者当初是上了油漆的，经了风雨日晒还原了本色。

操场西侧便是老祠堂的髟墙和围墙，髟墙的中间开一扇门，门内是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的教室，上体育课或下课到操场活动时都通过这扇门进出，这便是我就读的黄坛小学，但大家都不叫学校管它叫老祠堂。老祠堂的建筑青砖黑瓦，板壁、方形的屋柱、走廊和栏杆都漆成了红色，门窗安上了一格格的玻璃，我不知道这幢具有民国建筑风格的房子为何叫老祠堂。

老祠堂的天井很大，几乎能容纳全校的学生，学生列队站在天井里，校长就站在屋檐下的走廊上训话，天井对出去便是正大门，大门与围墙呈内八字，门外左右两边的墙上用红漆写着领袖的语录，门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鹅卵石路面，路外是水渠，水渠外是稻田，再就是公路了。

在老祠堂读到四年级时，父亲又被调到西溪工作，于是我也跟着转学。几十年的时光瞬间就过去了，在老祠堂读书的同学都记不起来，仅记得两个人，一个叫老嗡，因为他的鼻腔不好，讲话总是嗡声嗡气，含糊不清，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嗡，真实的姓名倒是忘却了。另一个叫火军，长得白白净净四方八面，他家也住在黄坛街，我们上下学总能碰到一起而结伴同行，尤其是放学后，我俩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玩耍，玩得最多的便是“老虎拖羊”的游戏。路边的坎头坡缓，碎碎的鹅卵石间长着青草，我们倚着坎头或席地而坐，一把算盘横在中间，两人轮流作虎作羊。算盘上档二格为虎，四颗珠子便是四只虎，下档四格二十子为羊，可并可分，虎与羊相对而行，各行一步，步步逼近，犹如过河之卒只能前进不许后退，当虎羊相遇时，二十只羊分散队伍想方设法逃过虎口，而四只虎密切配合步步为营，费尽心机吃掉遇到的羊，通常情况下羊能从虎口逃过五只就非常幸运了。

在儿时，像“老虎拖羊”这样的游戏，总是会玩到太阳落山暮色四合才会想到回家。而现在，无论早晚，那样的家，却永远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