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酒韵 商海诗潮

□ 杨汉平

唐贞观年间，常郡附郭晋陵、武进依托悠悠运河，一跃成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

运河之上，古帆竞发，常州不仅成为南北物资的交易中枢，还在运河上演着一出出诗与酒的“文化联名”。这里，有漕运穿梭、商贾云集，更有白居易、皮日休等名士豪客酒杯相碰，吟咏江南的繁盛与风雅。

蝶变升级

从坊市余晖到街市繁华

唐朝前期，江淮地区实行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推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役制度。至唐朝中期，韩愈一句“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响彻云霄，宣告了江南经济的全面崛起，常州更是在其中独树一帜。开元二十五年，国库充盈，朝廷一纸诏令，开启了“折租纳布”的新篇章，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生活用品交换关系。常州郡城顺势而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优越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米粮交易的“心脏地带”。

太湖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丰景”如诗如画。常州所领晋陵、武进等县域秔稻，品种繁多，品质上乘，产量惊人，不仅滋养了一方百姓，更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随着漕运体系的日益完善，常州作为运河南北交通的咽喉，见证了无数粮船北上的壮丽景象，也承载了南北商品交流的繁荣与梦想。

而唐朝以前，坊与市泾渭分明，坊为居民区，市为商业区，日落而息，严格管制。然而，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种商业模式逐渐显露出不便于商品贸易交换、阻碍商业发展的局限性。至唐中晚期，常州的坊市制度开始松动，街市的兴起如同一场悄然降临的革命。商贾、庶人不再拘泥于指定的交易场所，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巷尾开店、摆摊，街市渐成气候。这一变化不仅让商业交易更加便捷，也让常州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尤其是武进县衙的迁入，与晋陵县共同驻扎在常州郡城，形成了一府两县三政同治的局面，常州形成了以政治军事中心为主的“城”和以经济生活职能为主的“郭”两部分相结合的城市结构。人口也随着“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后两次人口大迁移不断增加，并出现了一批较有消费力的阶层，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夜幕降临，昔日的宵禁不再是铁律。常州这座运河之城，在夜晚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贵族官僚、文人墨客，他们或流连于灯火辉煌的街道巷陌，或沉浸于形式多样的娱乐活动，享受着运河带来的无尽繁华与自由。

唐朝，农耕经济向农商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佼佼者，常州不仅保留了“鱼米之乡”的美誉，更在商业领域大放异彩，她的商业故事，不仅是运河文化的精彩缩影，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抹绚丽的色彩。

诗酒交融

解码文娱生活的风雅与烟火

在唐朝中前期的悠悠时光里，粮食丰饶，民间私酤成风，酿酒业茁壮成长。然而，“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酒税便成了朝廷的“救命稻草”。德宗建中三年，一纸诏令，酒税制改为榷酒制，昔日百姓的杯中物，转瞬成了官家的专享珍品。然而，待到宣宗继位，酒禁再松，唐朝诗人陆龟蒙《记事》诗云：“近闻天子诏，复许私酝酿。促使舂酒材，呼儿具盆盎。”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重返自由酿酒时代的欢欣鼓舞，仿佛一夜之间，江南水乡，包括常州在内的各大州郡，又飘起了阵阵酒香。

唐朝诗文中的常州不仅流淌着酒香，更是一派烟火气息十足的盛世景象。白居易笔下的常州，酒肆林立，歌舞升平，艺伎如云，尽显城市之奢靡。他的《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一诗，犹如穿越时空的钥匙，带我们领略那个年代的柘枝舞盛宴：“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料君即却归朝去，不见银泥衫故时。”诗文不仅再现了舞者的身姿与观众的沉醉，更透露出常州娱乐业的繁荣景象。

常州的诗酒风流不仅仅停留在舞榭歌台之中，更深植于城市的风骨与文人雅趣里。白居易在《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中感叹：“闻道毗陵诗酒兴，近来积渐学姑苏。”不仅彰显了常州诗酒文化的兴盛，更揭示了苏州和常州的商业娱乐气息相互交融，常州俨然已成为江南一带文人骚客的聚集地。

晚唐诗人皮日休与常州的渊源颇深，曾任毗陵副使。皮日休与陆龟蒙组成了“皮陆”天团，他们与毗陵隐逸高士魏朴友谊深厚，互相酬唱。魏朴淡泊名利，栖身于芙蓉湖畔舜过山麓，与世无争，却以才情著称。当“皮陆”天团遇上魏朴，一场说走就走的“古风自驾游”硬核启程。他们泛舟湖上，吟诗作对，将湖光山色与心中情怀融为一体。皮日休的《寄毗陵魏处士朴》便是文化之旅的见证，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星辰大海的无限向往，更是让诗酒文化大放异彩。

常州的诗酒文化，从唐朝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白居易对柘枝舞的沉醉，还是皮日休在湖光山色中的自得，其背后都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如今的常州，依然传承着这种基因。一场场文化盛典邀约八方宾客慢游常州，相逢西太湖、牵手太湖湾、欢聚大剧院，在欢声笑语中，常州的诗酒精神，已深深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