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精神是永生的

记者 颜燕燕

“研究方孝孺，首先要弄清楚一点，方孝孺与朱棣的矛盾与斗争，不是一般的君臣矛盾与宫廷斗争，而是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近日，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方孝孺纪念馆接受专访时指出，两者之争，本质是暴政与仁政、以君为本与以民为本的路线之争。而方孝孺思想精神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正体现在这种原则性的对立中。

熊月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其代表作《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聚焦中西思想交融与近代社会变迁。近年来，他参与上海社科院方孝孺后裔衍传研究课题，对方孝孺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性梳理。

熊月之认为，方孝孺之学称“正学”，有其特殊含义，因当时有多种学术流行。强调正学，因为方孝孺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即接续尧舜至程朱的圣贤道统，以“正人心、正世道”为内核。这样的“读书种子”能够影响很多的人，非常珍贵。方孝孺的独特性正在于其政治思想的创新性与超越性。熊月之通过梳理方孝孺的政论文章，将其思想精神归纳为五个维度：

民为邦本，君为民立。明初，借助圣贤典籍的论述，方孝孺颠覆了“君权神授”的传统叙事，创新提出了“民为邦本，君为民立”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行政设教的终极目的是服务百姓，而非维护君主特权。强调君主与臣民本质平等，其职责是为民效力。这一思想直指君主专制的合法性问题，为后世民主思潮埋下伏笔。

革命思想的萌芽。方孝孺明确提出，若君主失职或违背民心，臣民有权推翻暴政、另立明主。他打破了“君权天命不可逆”的绝对权威，被明末黄宗羲赞为“千载一人”。

藏富于民，让利于民。针对明初政府对盐、茶等行业的严控，方孝孺主张“藏富于民”，认为国家应减少与民争利，并通过君主节俭引导社会尚俭的风气。这一经济思想与同时期“重农抑商”的主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立法利民，德主刑辅。方孝孺主张法律应以惠民为导向，刑罚为辅、德教为主。他批判严刑峻法，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构建社会秩序。熊月之补充道：“显然，他继承了儒家仁政传统，但更侧重‘利民’的立法主张，具有实践层面的革新意义。”

守望相助，乡里自治。方孝孺重视基层治理，提出加强基层教育，建立基层乡村自治体。他认为，唯有通过日常道德教化如乡约、宗族规范等，才能培育“圣贤君主”所需的社会土壤。熊月之认为，方孝孺能够提出这样惊世骇俗的思想，与他的家世、宁海地缘和恩师宋濂之间密不可分。

熊月之总结，方孝孺的思想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矛盾点在于对“圣明君主”和良性君臣关系的依赖。若无德才兼备的君主，若无良臣的谏言监督，一切设计终将落空。为此，方孝孺又专门提出了君主“内圣外王”的实践方案，专门强调了“君学、君量和君职”，指出君主需自幼接受道德熏陶，并生活于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中。同时，他强调大臣作为国家政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必要让君主的权力运行在公正的轨道上，应尽到“诚以格君”的职责。

方孝孺的思想精神因“靖难之役”的悲壮而长期被忽视，但其民本理念、格君思想、革命权主张等却在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悄然萌芽。熊月之感叹：“方孝孺是宁海正学创新之城的标志性符号，他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在于以传统语言表达超前理念，在桎梏中开辟新路。他的思想精神是永生的。”

与此同时，熊月之指出方孝孺生在宁海，为官去世在南京，影响是从浙江、江苏到上海、安徽，是一个能把长三角历史文化有机勾连起来的历史名人。宁海更应继续挖掘和弘扬方孝孺思想精神内涵，将其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融合，通过持续深耕这张特色文化名片，为宁海城市发展乃至于长三角联动注入全新的精神活力与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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