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若能言更迷人

□ 周二中

陆游在《闲居自述》一诗中说：“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石头不语，自有动人之处。但如果石头会说话呢？那这块石头也就活了，有了生命，非但“可人”，甚至有感人之处了。拿到吴冬冬编著的《毗陵碑语》（以下简称《碑》），厚厚的一大本，我突然想到陆游的那句诗，我想改两个字，那就是：石若能言更迷人。书名中有“碑语”二字，也许正是编者的良苦用心。

《碑》是另一种形式的常州史。记录历史的方式有多种，正史野史以及口述资料等，都能再现一个地区的发展轨迹，但以书面形式或以口头流传方式展现的东西，往往会有失传的风险，而石头是不死不灭的，刻在石头上的东西，虽然也有人为毁灭的遭遇，但基本上比纸质的史书要坚挺，是历史文化的“硬通货”。

一本书的形成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创作，一是编著。前者只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就可以信马由缰地一路写来，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诗歌、散文、小说，任我挥洒。而后者却需要先收集大量资料，爬罗剔抉披沙拣金，久久为功方可告成。像《碑》这本书，需要做的工作会更多，不仅编者要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甚至还要进行田野调查，要将每块碑的前生今世弄清楚。只有将这些功夫下足，然后进行细致的分类、抄录、编排、校对，散落的历史文献才有可能重现人间。这项工作的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功德无量。

《碑》特色鲜明。一是收罗广泛。编者收集常州碑刻220余种，数量可观，同时，所收录碑文上起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下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前后凡870余年，时间跨度极长。常州自唐宋以来，经济发达，儒风蔚然，这就导致常州历史上大事多盛事多，勒石刻碑也就成了必然。二是碑刻研究为读者理解碑文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编者通过深入研究，对一些碑文进行解读，能帮助读者厘清碑文所记人和事的历史脉络。

为什么要立碑？也就是说，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有哪些？笔者认为，一是记录历史。本地区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当地有影响，大家认为有必要以碑的形式记载下来，永昭后世。比如群策群力筑了大堤，造了桥，修了路，这都是积功德的事，于是立碑纪念。一些事是需要大家同心同德才能做成的，要有发起人，要有出力者，这样公共的事才能告成，大家受益。这样的好事值得铭记，因为只有人人为公，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碑文较多，比如《重修杨桥碑记》等。

二是起到教化作用。这一点跟第一点其实是互相包含的。将某个人的功德记下来，将某件事的经过留存下来，目的就是要让后人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见贤思齐，从而推动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常说树碑立传，意义也就在此。书中讲到，常州大观楼曾号称“三吴第一楼”，当年胡观澜在大观楼碑文中写的第一句“大观楼者，常州之治门楼也”，就点明了此楼的重要性。“在上者观我、观民，而民亦以观我也。岂以备登临之美，而听一切蚩氓徘徊瞻眺，而为与民同乐也哉！”这些话大有深意。我观民，民亦观我，我在言行上能不谨慎从事？这也是大观楼得名的由来。如果市民能从《碑》中了解一点此楼的历史，也许未来新楼落成时登临远眺的意义会更大。

一座楼是这样，书中写到还有为一个人而立碑的，《壮儒珍先生纪念碑》就是个例子。碑为新坊桥小学校职教员立的，记的是壮儒珍先生从教员到主任乃至任校长最后荣调县中的事，壮先生在新坊桥小学不同岗位上都尽责尽力，尤其是掌一校之权后，“厘定各项规程，实行经济公开，设图书馆，辟校园及操场，成绩彰彰，在人耳目”。碑文对壮先生任新职寄予了期许，“固知必更大有造于彼校”，同时对后来人付与厚望，“而在我校，愿自今以往，长斯校者，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则先生虽去犹留”。这样的碑文，既祝福去者，又寄语后人，实为一篇难得的治校箴言。

碑不单单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块会说话会讲故事甚至善于讲道理的石头。当历史的烟云散去，碑会留下精彩历史的一鳞半爪，让人沉思默想，从而增添前行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碑》的作用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