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于方寸  留于篆史

斗方篆书《端庄朴茂》 冯文喜 书

《节临秦诏版金文》条幅（篆书） 冯文喜 书

清代乾嘉时期，沿海区域的民间修谱现象达到空前活跃，并形成一个持续影响较久的自动需求，同时推动款印交流传播。民间款印几乎继承了秦汉官印的篆法与形式，显示了沿海的印章文化脉络，也突显这时期篆法技艺达到一定的高度。本文对民间款印载体辑谱风气进行初步溯源，介绍沿海境内几个典型遗存下来的款印所具备的艺术风格，分析印风成因及文化意义。

□ 冯文喜

谱印溯源与发展

沿海区域宗族注重修辑族谱，有“十五年一小修，二十年一大修”之说。谱师奉行“欧苏二公式”，以手写毛笔修谱，即采用北宋欧阳修世系图、苏洵世系表的体例，包含谱文、凡例等基本内容。在修谱时，谱师都要写重修序言，说明该宗族先祖源流和世系分支等情况，谱文最后一行署款，并加盖有谱师先生的姓名章、字号章，以体现谱师文化身份。欧阳修（1055—1072年）于至和二年（1055年）作《谱图序稿》，该墨迹纸本右侧钤“石渠宝笈”“宝笈三编”2个朱文方印，左侧处钤朱文方印“中书省印”。其文载：“因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旁行之，作为谱图。上自高祖，下止玄孙，而别自为世系。”苏洵（1009—1066年）在《苏氏族谱引》中说：“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南宋朱熹（1130—1200年）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吴氏族谱序》，郑樵（1104—1162年）撰《荥阳家谱前序》，杨楫撰《潋城杨氏谱序》。

明代万历年间的谱师程文绣修谱著作《九仪九诫》，被视为明清谱学的力作。闽中清初学者周亮工撰《赖古堂印谱》，对沿海区域印学积淀有较深刻影响。清代学者朱彝尊（1629—1709年），号竹垞，撰并书《姚氏谱序》，清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重刊刻，首题隶书“朱竹坨宫詹事撰姚氏谱序”。谱文行书，款识“时康熙三十有九年（1700年）五月既望，南书房旧史、同里朱彝尊序”。款印3方，仿汉满白文方框“朱彝尊印”“南书房旧讲官”，细朱文粗方框号印“竹垞”。

民国时期，伴随印刷技术发展，民间谱牒编纂也十分迅猛，使得篆刻与印刷互为砥进，特别是款印缪篆字体，及小篆得到使用，有的跋文使用小玺印文，有的标题使用细长小篆，这种“以印入书”现象非常普遍，谱师书写才华得到施展。如沈青《郑氏族谱》封面标题，明显带有细圆仿汉小篆风格；如官仓《冯氏宗谱》跋文篆书，其方正、圆转笔法，受印篆影响更是明显。福鼎学者卓剑舟先生《快斋正气歌印谱序跋》，介绍快斋印谱内容、印人流派，显示印论文化的传播。

款印遗存与艺术

大坪《翁氏宗谱》保留有清代至民国时期款印，其中《赠福鼎翁氏重修族谱序》署款“时嘉庆二十年（1815年）岁次乙亥秋、长溪七十八叟、乡进士、前任侯官县儒学教谕、年家眷世弟王廷槐星圃顿首拜撰”，钤有3方印章。其中长方形朱文“翰墨林”，白文“王挺槐印”，朱文“画指”。长方形朱文规格1.0厘米×2.0厘米，3字竖式单列，笔画不交界，四周留白，印文以缪篆入印，弧线、斜线、直线搭配。朱文“指画”2字，均匀排布左右，长竖线与上、下界框相连，字间距留白较宽，与“画”顶部形成三角形的粗线条对比强烈。白文4字占位匀等，笔画粗细变化较大，秀润、端雅，“王”字首“一”推到右上部顶界，“槐”的“木”部下垂成“1”到左部临界，此两处计白，让印面更加清秀、雅致。在“增修大坪翁氏族乘序”下端页面留白处，钤长方白文“无一长”印，按“无（右）、一（左上）、长（左下）”排布。笔画粗壮，重方折，“无、长”2字结体上紧下松，长线条使用，造成下部较多留白。署款“嘉庆二十年（1815年）岁次乙亥秋，九月下浣之吉，玉塘姻眷姪夏义文篆史顿首拜撰，并书于攀龙精舍”，钤长条饰边朱文“半卷牌诗”4字，其中“半”笔画粗壮，“1”笔画方折外右部与框并行到底部。并占印面上部四分之一处。其余3字笔画细长线条，圆转，与短横线、斜线搭配，结体修长，尤其是“诗”字右边“寸”的“、”处理成长竖线，与“讠”部的“言”玉箸篆长线呼应，字结体显得更加修长，突出艺术效果。此印面左部饰以白云状连绵纹，使得印面立体感强。仿玉玺白文“夏羲文印”，分3列，按“夏（右）、羲（中上）、文（中下）、印（左）”排布，笔画清秀，印风甜润。朱文“字孟清一孳篆史”7字，4列分布，按“字（首列）、孟（二列上）、清（二列下）、一（三列上）、普（三列上）、篆（三列下）、史（四列）”排布。直竖线、圆弧线与长线条搭配使用，是此印最大特色，其中“一”的曲线、长线条自上而下到底栏，线条粗壮，细边栏使得印文达到“密不透风、疏可走马”艺术效果。在款识“乙亥杪秋、玉塘夏羲文篆史识”，钤朱文“篆史”，印文左右2列排布匀称，线条以弧圆为主，结体紧实，笔画挺拔刚劲，边栏较细，很好地衬托印文雄秀气息。圆形仿汉白文印“羲文印”3字，自右而左排布，“文”居中且应用长竖体使得印面布局更加紧凑、匀称。“印”的“E”部下移，“卩”部抬升，与“羲”的“羊”齐平，起到平衡匀整作用。朱文“如菊淡人”印文似乎出自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此印按“如（右）、菊（中上）、淡（中下）、人（左）”排布，中列2字，匀整方正，左右2字自上而下，使用长条折线而显得修长。

道光元年（1821年）《重修西坑兜月梳洋钟氏族谱》，在手书谱序册页面，谱师郑鼎崇先生用印3方，其中长方形白文引首章“步瀛斋”3字，按“步（右上）、瀛（右下）、斋（左）”排布，约10.0厘米×2.0厘米，“步”占位较小，以隶入篆，下端留白较多，曲线、直线、长线条互用，“瀛”“斋”字形修长，“氵”处理成短竖雨点，与长线竖条形成疏密对比。方形仿汉白文姓名章“郑崇鼎印”，整体布局方正平直，多采用方折，起收笔圆润，“崇”下部“冂”右角略带崩边，韵味古拙。圆朱文印“德洲”2字，线条方折圆转互用，刚挺虬劲，富有力度。使用直线、弧线搭配，既委婉，又显流畅，顿挫中不乏阳刚气息。《重修西岐月梳洋钟氏族谱序》引首章“绳其祖武、贻厥孙谋”8字长形仿汉朱文印，分布左右两行，每行各4字，字结构方正，均匀分布，以缪篆入印，方折圆转互用，曲线、短线互用，线条质感沉凝坚实。款署“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岁次丙子菊月穀旦,鹤岩林达崑顿首拜撰”，盖有满白文“达崑图书”，朱文“林氏朝冈”。仿满白汉文4字均分空间，字形方正匀称，点画粗壮饱满“崑”的上部“山”与“书”中的“一”，处理成弧笔，“达”的“一”处理成斜笔，增强了视觉层次感。“图、书”2字因粗线条密集使用，仅留红一线。朱文4字，依次排布上部，下部留白，“林、氏”2字笔画方折，竖线刚劲，“朝、冈”2字笔画圆转，弧线宛畅，其中“林”右部与“冈”左部处理成长竖线，贯穿下部界框，使印面下部留白，对比强烈。另外，还有款印白文“架上书连屋”，朱文“阶前树拂云”，朱文“清诏何妨”，圆形白文印“鹤岩”等4方。

咸七年（1857年）《梅氏族谱》，款识“时咸七年（1857年），岁次丁巳季冬穀旦，泰邑庠生姻眷弟、陈向阳顿首拜撰”，钤朱文“行东”2字，书写意味较浓，近于“以书入印”风格，笔画劲健峭拔，方折顿挫感强烈，长线条收笔较尖。印面上部紧密，下部留白，外栏少残损，风格明显。仿汉白文“陈向阳印”4字，印面工整，占位均衡，笔画粗细结合，变化多端。右上部外栏留白较多，与在下部“向”字竖线穿栏形成对比。另外，沈青《陈氏宗谱》，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1912年），岁次辛亥一阳月吉旦、泰邑性滋、董培元拜撰”，钤仿汉白文“董培元印”4字，取缪篆入印，按“董（右上）、培（左上）、元（左下）、印（右下）”排布。占位整齐，印面工整，笔画方折缠绕，结体茂密。“培”字笔画减者，圆起圆收，带有隶意。左上部留白较多，笔画粗细变化较大，边框界线清晰。朱文粗框印“性之”，边界四周留红面积较大，借鉴官印外框风格，使得印章整体厚度感强烈。这种横、竖使用，加弧线条，成为民间谱印的典型风格。

印风与文化意义

清代浙江平阳、泰顺谱师到沿海区域修谱，在闽浙边界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交流空间。如在《秦江王氏家谱续修序》中款识：“嘉庆丙寅年（1806年）寅月八日，七世孙锡龄谨志于蚤闲斋。”民国八年（1919年）重修时，其家族开始外聘浙南谱师，在《重修家谱序》款识：“平邑松阳、桂山林腾芳，敬题于修竹山房。”这说明前后两次修缮谱师自浙南平阳而来，款印带来印风的交流。清代印人借鉴秦诏版，形成缪篆的方正与自然结合的风格。民间谱印既延续了汉印的缪篆风格，又融合清代隶书的平正方直，使线条在法度中体现变化，形成端正、严谨、雅致的审美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正如民国汉印学家马光楣（1873—1940年）在著述《三续三十五举》中指出六种刀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巧妙雄秀，三曰端庄朴茂，四曰经营位置，五曰典丽率真，六曰肥瘦得宜。”清代中期金石学发展，为款印从形式到内容都对艺术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沿海款印风气盛行，具有印信与审美心理的需要，使得印风具有金石气息，兼具文人化，在儒学熏陶下，士子为适应科举考场，作品追求端正气象， 以雅正、秀丽为特征，成为沿海区域谱印的主要风格。

清末民国文士款印多见于诗文、书画、书籍题刻上面，显示了印章使用广泛性。款印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也推动印风普及，民间契约、文书、公文款识，也都需钤撰文者、书写的印章，这种信印使用，增加了文化的分量，推动印论、篆论、篆刻的发展。款印在民间普及使用，是谱师身份标识及文化表达，反映了社会对印章文化的重视和需求，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款印用章与手书谱牒书法相辅相成，通过墨色与印泥的朱红对比，增添谱牒的文化含金量与精神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