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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6月12日

上有政府的“高压线”,下有村民的“避着烧”。在秸秆禁烧工作中,基层干部疲于奔波

禁住“火星点点”何其难

——“秸秆禁烧,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瞿顶湘 于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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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时人不断,吃住都在田埂边;又是宣传又是看,秸秆禁烧是底线。”这是记者根据采访编写的打油诗,而在这首打油诗的背后,却隐藏着基层干部在秸秆禁烧工作中的担忧情绪与疲于奔波。

早在上一周,我区众多乡镇先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秸秆禁烧工作,醒目的宣传标语也已悬挂在主干道上。尽管各地宣传到位,防线重重,处罚严厉,但是基层干部仍不敢掉以轻心。秸秆的归宿问题,演变成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若非双赢,便是失败。近几年更是有多名干部因此被问责。那么,基层干部近一个月的辛劳为何还是灭不了秸杆焚烧这把火?近日,记者走进我区部分乡镇探寻原因。

6月10日,天气晴好,席桥镇的农民陆续开始夏收。机收后的麦地上,均匀地铺上了一层打碎的秸秆。

“今年镇里采取的有效办法是只允许带有秸秆切碎装置的收割机下田,不‘达标’的机械将被取消收割资格。收割机‘吐’出的秸秆,直接打碎返回田里,再通过旋耕机将碎秸秆埋进田里,从源头上省时省力的利用好秸秆。”席桥镇的驻守村干部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了防止焚烧秸秆,每年这个时候,各乡镇除了从源头上确保秸秆还田外,还发通告,签责任状,严防死守。“落实秸秆禁烧工作根本没有闲暇时段,这边放下饭碗,那边就往地里赶。天天在路上跑,压力又大,身心都累,真是头大如斗。”连续“盯防”了近一周,马甸镇一名村干部的脸上带着些疲惫,他告诉记者,截至当天,他们尚未查到焚烧秸秆现象,但对巡查人员来说,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因为现在收割的村民少,他们怕烧到别人家的麦子要赔钱所以不敢烧,下周小麦就要开始大面积的收割,也就进入每年的焚烧高峰期。为了田间不现火光,镇村干部既要对村民宣传、强调,又要哄着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负面情绪,就怕他们一冲动就点火。”林集镇驻村工作组的干部告诉记者,“每天都不敢踏实睡觉,就怕‘一把火’烧在了自己的责任区,不但保证金拿不回来,还要被问责”。

“秸秆都打碎还田了,农民又为什么烧,烧什么呢?”记者问。

“麦秸秆蜡质较重,有些村民害怕秸秆还田入土后无法及时腐烂分解,会给水稻管理造成障碍,影响下一轮耕作,因此思想上还是会认为烧了省事。再者,还有一些未打碎堆在田头、田埂或沟边的秸秆,如果不处理掉会影响水稻的排水、放水,而村民选择的处理办法就是烧。” 仇桥镇驻村大学生村官苦笑着说,“即便秸秆都还了田,但近百名干部,面对数万家农户,要实现百分之百的禁烧,仍然很难。”

“所以,管好第一把火很重要。”回忆起去年某乡镇因“第一把火”没管住责任人被免职的情形,一名驻村干部感慨道。周边县飘来浓烟,焚烧氛围蔓延开来,管理也变得难以控制,从众心理会让本地村民加入到“放火”的行列,十几天来的辛苦,一夜间就这样付诸东流。“秸秆焚烧早已不是单靠一个乡镇和每个镇村干部的努力就能够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区域联动,都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既然全省上下秸秆禁烧抓得这么严,基层干部也管得这么累,为何就管不住这田间“一把火”呢? 

一些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说到底,是没找到农民烧秸秆的根结。目前各乡镇秸秆禁烧走的还是“老路子”,一到夏收、秋收时节,几乎所有基层干部都扑到禁烧一线,行政成本太高,却很少从农民的角度想问题,没能从源头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帮农民找到一条秸秆综合利用的出路。建议政府给企业一定的补贴,通过与企业签署协议,在交通运输、银行信贷、电力使用、税费征收上实行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收购点,方便农民就近将秸秆交售。同时,要求企业对一个区域的秸秆回收利用负责,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商业化的秸秆收购队伍,将农村过剩的秸秆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