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庚

俗话说：“舅舅家的牛，外甥子的头”，说的是在所有亲属关系中，舅甥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且非常亲近。

1951年春天，解放后的大上海百废待兴，市民们在庆祝解放的欢庆中，也不断躲避已蜗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来的飞机轰炸。我就是在轰炸声中，出生于上海闸北天目中路我大舅家的一幢二层小楼中。

我大舅石东山，原籍淮安区博里镇孙庄村。我外公当时在临村一河之隔的风谷镇上开了一家集加工、出售为一体的食品店，因他乐善好施，被镇上商家推举为商会会长，在孙庄还有一些土地，算来也是一个富户。大舅少时聪明过人，后考上淮安城内的江苏省省立九中，与后来曾担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兄弟同学。后来听我舅舅说，乔氏二兄弟在九中上学时，因带头闹学潮，竟被学校开除了。

舅舅从九中毕业后，即回村创办了孙庄小学，还自任校长。后来听我母亲说，她小时候也曾在舅舅创办的小学上过学，也称能粗识几个字。

舅舅后来娶了风谷镇上一望族家姑娘为妻。舅妈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且善操持家务，不幸的是，在生下第三个孩子时，因病医治无效，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第三个孩子刚刚满月，是我外祖母用奶膏、米粥汤喂大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由尚在闺中的我母亲领带，哥哥就是后来蜚声影、剧、视三坛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用石维坚的话说，“我小时候是在我姑姑背上长大的”。

抗日战争时，因舅舅胆大心细，人称“石大胆”，被村里推选为民兵队长，与村里年轻人一起协助新四军抗日。后来，因我外祖父在风谷镇上的商店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炸毁了，老人家就带着孙子到兴化生活。不久，我舅舅也只身去了上海谋生。后与盐城在上海的一富家姑娘建立了新家庭，又生了一双儿女。并将外祖母及与前妻生的三个孩子都接到上海生活。

我父亲当时也在上海工作，但因没有自家的房子，我母亲就与舅舅一家在一起生活。因在我出生前，我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因病早夭，生我时父母都是30多岁的人了，因此我出生时全家都十分欣喜，按照淮安风俗，我舅舅特地给我买了银项圈、银手镯、金耳环，以祈保我这条“小命”，当时全家人都视我为宝贝，宠爱有加。

我五岁时，因父亲下放，父母就领着我回到原籍淮安县的城头村，从此离开了大上海。我6岁时上了小学，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孩子，村里大都知我是“惯子”，读书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尖子，乡亲们和家人都对我多了几分呵护。尽管住在乡下，因我外祖母与大舅一家都在上海，几乎每年我母亲都要带着我去上海舅舅家小住些日子。我舅舅一家都对我十分关爱，特别是舅舅、舅妈更是关怀备至，与表兄表姐们都相处十分和美。因舅舅早已关照过，大家都要让我几分。有好吃的食品总给我多分一些，还给我买新衣服，新鞋子。所以幼时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舅舅的关爱之情。

196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中复兴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我父亲一直生病，家里十分贫穷，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就大着胆子给舅舅写了一封信。很快，舅舅就给我寄来了学费，舅妈还为我织了一件紫红色的毛线衣，那时，这可是奢侈品，穿在身上，没少赢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从此以后，直到我初中毕业，每到新学期开学前，舅舅总及时给我寄来学费。说真的，那年头，我有好几个同学都因家里穷而辍学了，如果不是舅舅资助，我肯定也读不完初中而辍学了。

有一年暑假，我外祖父托一个风谷镇上经常去上海做生意的熟人带我去上海舅舅家。那时，舅舅在上海港务局下属一个码头当工人，舅母在街道办的缝纫厂工作，大表哥已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大表姐插队到湖北洪湖，二表姐也出嫁了，家里还有我外祖母和一个表妹一个表弟上学读书。舅舅工资不算太高，除了每年都给我交学费，每月还给我在乡下的外祖父寄5元钱的生活费。可谓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状况也不算太好，就将家里二层小楼的二楼出租，以补贴家用。

我在上海的亲戚很多，尽管我那时年纪很小，亲戚们都排着队请我去吃饭，每次都是舅舅亲自陪我走亲戚，见我穿着一双布鞋，于是，就将单位刚发的一双牛皮与帆布相夹的鞋子送给我。还买鞋油将加皮的地方加油擦亮，巧的是舅舅的脚不大，我穿了正好合脚，从此，我也穿上皮鞋了。

有一天，舅舅对我说：“今天带你去吃个新鲜东西。”当然，我表妹、表弟都没有份。舅舅领着我到离家不远的西藏北路的一个小饭馆，店前已排了好长队，原来这是一家刚开张不久的炒面店，舅舅买了一份炒面，坐在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将一碗炒面吃了。那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面食，也才知道面条还可以炒着吃，而舅舅一口也没吃，看着我吃得那么香，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就是我的舅舅，每忆此事，总忍不住潸然泪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某一天，我舅舅的单位收到一封来自博里孙庄的检举信，说他家是富农，也在此时，远在北京实验话剧院当演员的表哥石维坚也遭到批斗，起因是，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是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惨遭江青迫害，诬其为苏修特务、反革命。石维坚想，孙维世是烈士女儿，周总理的干女儿，可谓是才貌双全，后与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结为夫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于是开会时说了几句直话，被造反派打成“保孙小丑”。实验话剧院是周总理亲自关心下建立的，当时是从全国各地文艺团体中抽调优秀人才组建的。在上海工作的石维坚有幸被选中，在孙维世的直接指导下，“文革”前已成为剧院的红小生。周总理与邓颖超也经常到剧院看演出，并对这个小老乡有所了解。造反派找不到石维坚的毛病，于是派人到上海，联系我舅舅单位的造反派到舅舅家查他们父子的通信，期望能找到罪证，结果父子间通信都是一些家常话，当然一无所获。造反派们不甘罢休，就搬了两张凳子，让我舅舅和舅妈站在门口示众，我舅舅住的弄堂里大多是盐城人，舅舅、舅妈人缘特别好，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不到几分钟，就有人把他们搀扶下来。我舅妈一直受到邻里尊敬，且特别爱面子，哪里受过这么大的挫折，夫妻俩待我外祖母与我表妹表弟睡熟后，两人相对而泣，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还叮嘱子女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竟悄悄离开家门，双双跳进了黄浦江而撒手人寰。

87岁高龄的外祖父在一次偶染小恙时，竟绝食11天而离开人世。外祖父去世时，正值“文革”期间，出殡时，风谷镇上的村民都自发为他老人家送葬，那是我看到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出殡送葬最长的队伍。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港务局为我舅舅召开了平反追悼会，许多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工友都自发参加，会上领导人在追悼词中称他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好工人”。

舅舅已辞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对我这个外甥的关爱之情，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