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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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治皇帝决策“改革”驿站

史载，甲申年（1644年）十月初十，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君主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登基仪式一结束，即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对驿站制度进行“改革”。一是驿站改民办为官办，老百姓由承担一切变为依法缴纳驿站税。喂养马匹、提供粮草和人力服务等事宜，由政府掏钱“买单”。二是收税之后，不得再向老百姓摊派费用,经费不够的，由中央政府拨付。三是对于抵制“改革”，继续从中渔利的，一律严惩不贷。

那么，顺治帝登基后为什么要专题研究驿站问题呢？多年来，爱新觉罗家族一直在研究明朝的政治得失。他们发现，腐朽不堪的驿站制度伤害了太多的是底层老百姓，是造成明末内乱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入关后，为能在以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站住脚，为避免重蹈前明朝的覆辙，就必须首先解决好驿站这一给广大老百姓带来许多祸害、灾难的问题。

二、清代驿站递铺的设置与作用

“驿”起始于人类早期，称为“邮驿”，是古代传递政府文书和官员途中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到了明清时代则称为驿站。除驿站外，还设有业务类似并与之并行的递云所和急递铺，总称驿递。他是封建国家的一个通信、交通、军用物资系统。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是国家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清代驿务的管理归属兵部的专设机构——车驾清吏司主管全国的驿站。同时又在紫禁城东华门附近设有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的驿务联系，下设马馆，专管驿夫驿马，又设捷报处，收发往来公文和军事情报。清代邮驿，置郎中、员外郎各1人，主事3人。清代邮驿，或称站，或称塘，或称台，或称所，或称铺。各省一级则属于负责司法的按察使司管。清代邮驿的设置较明代更为普遍，由近2000个驿站、7万多驿夫和14000多个递铺、4万多名铺兵组成的清代全国邮驿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

驿站具体负责人为驿丞，他的任务《明史》卷75志第51《职官四》规定：“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调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清代也是如此。他的工作任务很重，但官很卑微，为“未入流”，是排在九品十八级之外，小归小，但他仍属政府官员的一部分，属于“苦”官。清代多次裁撤驿丞，驿站由县兼管，清末全国只保留专职驿丞65人。驿站差事主要有四种:大差，接待公出的要员和使臣；紧差，传递加急的重要文报；小差传送一般驿递的奏章及表册；散差，接待悯劳恤死特许驰驿者。

全国驿路等级划分清代时全国的驿路，按其重要性和管辖范围，划分为官路、大路、小路三个等级。自京城北京通往各省城，由朝廷管辖的路叫官马大路，简称官路；由省城通往各重要城市，由各省自管的路叫大路；由大路分出来通往各乡镇的，由地方分管的路叫小路。清代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城市，再由大路联结各小路通向各县城、集镇，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陆路交通网。驿路按一定的里程设驿站，超过50公里的设大站，不到50公里的设小站，亦称腰站。

东路驿路（通京大道）驿路自京师通往全国各地，共分四路，即：东北路、东路、中路、西路。经过淮安的驿路为东路驿路，是由京师起经河北、山东而达福州的官路。此官路从北京起，经现河北省的东光县、山东省的德州、济南、临沂、郯城、红花埠而入江苏，经浙江入福建。其经过苏北的具体地点是：钟吾（今宿迁）、桃源（今泗阳）、渔沟、王家营、山阳，再经宝应、高邮而达镇江、苏州等地。因此路直达京都，所以叫通京大道。此路从淮安府（山阳）起，到北京是950公里路程，设有十九个大的驿站和一些小站。由于清初实行海禁，江南的大批漕粮进京主要依靠运河水运。但淮安以北运河，因河道涸浅，时通时阻，不能正常航运。因此，清代朝廷曾规定在漕运期间，淮安以北运河除漕船准许通行外，其余船只一律禁止通行。所以，南方各省沿运河北上的商旅，都要在淮安西边的清江浦舍舟登陆，渡黄河后从王家营换车陆行。于是，从王家营经桃源、钟吾而北去的通京大道便成了北方燕、赵、鲁之商旅南下，南方滇、闽、粤、浙、江南等地的文人、志士及官差人等进京的必经之路。一年四季，这条路上南来北往，浩穰相接，繁忙异常。因该路为清康熙和乾隆多次南巡所经，故又称御路。

据史料记载，乾隆南巡，往返中有六次是经过官路通京大道而行的，并曾在淮安留下《过淮安府》和《过淮安城》等诗作多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今日本冲绳）的友好使者郑文英（原名岑亲云上）等一行172人，作为贡使来中国，也是经此路而行的。至王家营，郑文英不幸道卒，现王家营尚有其墓。

清朝，一至九品各级官员出差时，都享有不同的待遇，所用交通工具也有很详细的规定，并让驿站严格执行。据顺治七年《内阁招贴》：“一品官、公、侯、伯奉差出京者”，“给马十二匹，水路船两只”；“二品官内院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奉差出京者”，“给马十匹，水路船一只”；四品至九品官员来到驿站，“陆路给车一辆，水路加船一只”。朝廷在各地设立驿站，大臣凡有公务可以利用驿站，享受公费“出差”，吃喝住行有人“买单”，并有人接待、伺候，这个专有名词，叫做“乘传，”或者“乘驿”。

三、驿站承担皇室贡品任务

配备庞大分工精细清代的驿站较明代比较，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很多，而且除要传达公文外，还要负责传送皇室专享的贡品、土特产品和奇珍异味。所以在驿站的人员配备和分工方面比之前朝更见庞大、精细。一些重要的驿站每年受雇的驿夫达500多名，支出的工食银两达3000两，且分工精细明确，单职称就有马夫、水夫、扛抬夫、水火夫、抄牌、传差、禁卒、买办乃至兽医、厨役等等。两个大的驿站之间的小驿站（腰站），是换马之所，设有马房和牧晾马匹的地方，并安置槽枥、锅口、草料等。有紧急公文到腰站，换马不换夫，换后即行，不准耽误片刻，这样保持马的体力。所以，传送的速度很快。传递给皇上贡品，转运军需物资，本应是递云所事，因这些机构工作性质相近，所以都设在同一地点，一般办公场所都相邻紧挨着，统称递云所。

鲥鱼成为皇室重要贡品鲥鱼，为长江三鲜之一，在古代为专供皇室享受的贡品。我省镇江、仪征附近的鲥鱼，体内脂肪肥厚，经过名厨高手的精心烹调，味道十分鲜美，民间有“红烧鲥鱼两头鲜，清蒸鲥鱼诱神仙”之说。因而历史上每到春夏之交，人们都可以捕获到鲜美异常的鲥鱼一饱口福，清康熙帝玄烨南巡时曾在镇江焦山品偿过。鲥鱼娇嫩的原因：一是起水就死。传说鲥鱼非常爱惜自己的鳞，当捕捉它的网一触到鳞，它就急死了。制作鲥鱼时也是保留鱼鳞的，因为鲥鱼鳞很肥，咀嚼起来特别香。二是鲥鱼不论生熟都不能存放过久。初夏焖热，如果没有冰块，在日光下不需半日，鱼鳃便发黑，就不能食用了。煮熟的鲥鱼也不能久放，否则很快就变味。

飞马向京城传递鲥鱼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三月的一日，康熙帝玄烨坐在紫禁城的乾清宫里，刚刚阅完奏折，不觉联想起南巡时在镇江焦山品尝鲥鱼的情景，于是一道“飞递鲥鲜，以供上御”的命令不几日便放到了镇江府衙。镇江到北京，水陆兼程1250多公里，鲥鱼限三天送到，这可忙坏了沿途的地方官和驿站人员。于是，一面每隔三十华里立一塘，竖上旗杆，白天悬旗，夜晚点灯，作为里程标志，好计算行程；一面将刚起水的鲥鱼赶紧用冰块封好，立即上路，飞马传递，如同今天田径赛的接力赛跑，人不下马，在行马中交接。鱼是按时送到了，可这趟差事动用的人夫就有好几千人，还有健马3000多匹。有个叫余孔瑞的官员，对这种劳民伤财之事很有看法，专门向康熙上了一道《请停供鲥鱼疏》。在200多年前的清代，鲥鱼能以一昼夜400多公里的速度从镇江送到北京，确实是了不起。

四、淮安府属驿站驿铺设置

淮安府属驿站和递云所清代中叶以后，驿站仍沿用明制，官办官用，将多数驿站和递云所一并交给了地方。清雍正九年（1731年），淮安府范围内也将各县具体负责驿站工作的驿丞署交给了地方，如清口驿划归了清河县，淮阴驿则划归山阳县，同时将同属一个系统设置的山阳县递运所，也一并交由县官员负责，上面都统归于兵部车驾司直接领导。当年淮安府设淮阴（山阳）驿、清口驿、桃源驿、古城驿、钟吾驿、直河驿、下邳驿等，共有马匹457匹、马夫453名、旱夫发展了313名、差夫增加了13名。山阳驿上至清口驿60里，下至宝应安平驿80里，原设马100匹，马夫80名，水夫50名，旱夫51名。

淮阴（山阳）驿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据《续纂山阳县志》卷2《建置、驿递》记载“淮阴（山阳）驿设在运河东岸南角楼北城墙脚下”为河东部分，河西部分明末清初《淮安府志》记载“郡城望云门外，官河西岸”，大约在今里运河西华亭村。清末时的配置也小了许多，额设递马只剩下78匹、报船3只、水手6名、公文夫12名、水夫139名、旱夫41名、马夫69名。

淮安府各县下设驿铺驿站和递运所的下属机构为铺。铺又分为总铺和各路铺，每铺间隔十几里至二三十里不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66“设铺八”记载：“淮安府山阳县额设：府前、头铺、三铺、泾河、板闸、新城头、田家庄、胡家厂、袁家沟、辛佃北、柳浦湾、姚家荡、杨家庙、武家墩、黄家集、顺城集、越城、周家桥18铺”。

由淮安府前向外分为东、西、南、北、西北五路：“府前铺南20里至头铺，20里至三铺，20里至泾河铺，10里至宝应县黄浦铺；府前铺北15里至板闸，15里至清河县县前铺；府前铺西北15里至新城头铺，15里至田家庄铺，15里至胡家厂铺，15里至袁家沟铺，15里至安东县县前铺；府前铺东30里至辛佃北铺，30里至柳浦湾铺，25里至姚家荡铺，20里至阜宁县苏家嘴铺；府前铺西30里至杨家庙铺，30里至武家墩铺，30里至黄家集铺，30里至顺城集铺，30里至越城铺，15里至周家桥。”现在许多带“铺”字的地名，应该就是从这儿来的。

山阳县驿路设立光绪《淮安府志》卷3《驿铺》，记载了山阳县的驿铺。总铺在山阳县署之前。其余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起讫地点和里程与淮安府的大致相同，也有小异，转录如下：

“东路：辛甸北铺，县治东5里。刘伶台铺，辛甸北铺东15里。柳铺湾铺，刘伶台铺东15里。姚家荡铺，柳铺湾东24里。西路：杨家庙铺，治西15里。武家墩铺，杨家庙铺西30里。黄家集铺，武家墩铺西30里。顺城集铺，黄家集铺西20里。越城铺，顺城集铺西20里，至陈家庄铺清河交界。

周家桥铺，越城铺西15里。蒋家坝铺，周家桥铺西35里，至盱眙县界。南路：十里亭铺，治南15里。三铺，十里亭铺南15里。泾河铺，三铺南30里。黄铺，泾河浦南10里，宝应交界。北路：板闸铺，治北15里，人清河境。中路：新城头铺，去治10里。田家庄铺，去头铺15里。胡家庄铺，去田家庄铺15里。袁家沟铺，去胡家庄铺20里，分人安东。拔铺，去袁家沟铺15里。永丰庄铺，去拔铺15里。小坟铺，去永丰庄铺15里。瓦子滩铺，去小坟铺15里。娘子庄铺，由瓦于滩铺25里出境。”

淮安府属铺司铺兵据《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淮安府前总铺和各路铺共有铺兵62名。光绪府志有文详细介绍这62名铺兵的分布情况：

府前总铺司1名，走递五路公文铺兵8名，府前鸣锣铺兵2名，府前铺兵1名。东路辛甸北铺兵2名，柳浦湾铺兵2名，姚家荡铺兵2名。西路头铺兵2名，三铺兵2名，泾河铺兵2名。西路杨家庙铺兵3名，武家墩铺兵3名，黄家集铺兵3名，顺城集铺兵3名，越城铺兵3名，周桥铺兵3名。北路板闸铺兵2名。淮北新路头铺兵2名，田家庄铺兵2名，胡家厂铺兵2名，袁家湾铺兵2名。其余马头伺应过往差使，及钦差各宪进京，各项船只，鸣锣开导，铺兵10名。

五、晚清废除驿递推行邮政制度

采用西方的邮政管理模式清末，科学通讯方式开始萌芽。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咸丰和同治年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洪仁轩便提出关于邮政通信的建设方案，因洪仁轩久居香港，故而这种方案大致是来自于英国人在香港的邮政建设实践，采用西方的邮政管理模式，推进国内的邮政体系建设，逐渐的废除老式邮驿制度，经过长时间的试办，晚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西方邮政之法相较于传统驿站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在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南洋大臣张之洞上奏称“中外通商以来，英、法、美、德、日五国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邮政局，其余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有背于万国通例”，而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更是强调“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正式开办官方邮政，此举得到诸多要员的支持。

成立大清邮政官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成立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与世界各国邮政平等交往，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大清邮政诞生之刻，中国已经有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并接受清朝大臣外国人指挥，委任赫德爵士为邮政总监。二十三年（1897年）8月2日，清政府派驻美大臣伍延芳列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届万国邮联大会，并向大会报告中国邮政发展情况。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广州设立邮运分局。清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建立了登记准入机制，规范国内的邮政通信行业。除此之外，清政府依靠地利优势，大力推动各地的邮局建设，“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处，均添设邮政局”。在清末新政之际，邮政建设更是有条不紊的进行。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设邮传部，掌握邮政、船政、路政和电政，1911年5月28日，邮传部接管邮政，结束了海关办邮政的历史。

淮安府设立邮政电报局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九月，淮安府设邮政局于淮安城内土地祠口西。二十六年（1900年）左右，淮安府在清河、王营、桃源、山阳等地分设信柜（筒），后驿站递铺逐渐衰落，夫马钱粮也随之裁削。

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淮安府设电报局于淮安府署东茶厅。通信这一功能完全被邮政局、电报局所取代。三十二年（1907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专门管理交通和邮电方面事务。三十三年（1908年），将各省按察司改为提法司、并不再兼管驿传事务，至宣统三年（1911年）山阳县驿站和所属驿铺全部废除，门关大吉。民国元年（1912)五月、北洋政府宣布将所有驿站全部裁撤，长期为封建王朝服务的驿站递铺，从此为新兴的近代机器、电讯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取消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