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明

淮安区是全国“深化乡村地名服务，点亮美好家园”首批70个试点地区之一。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淮安区漕运镇上报了“太平”这个村级古地名。材料中说，原南闸镇太平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北王韦昌辉北伐经过此地，曾组织乡民筑太平堆，“太平”因此而得名。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稍许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美丽的误解。首先，太平军北伐不是韦昌辉领导的。太平军北伐始于1853年5月，北伐军领导层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秋官正丞相朱锡锟为核心，史称“北征四将”。他们在誓师出征后，旋即踏上前途未卜、凶险莫测的北征之路，终极目标是攻入燕京，赶走清朝咸丰皇帝，再现元末明初徐达、常遇春所创造的辉煌。虽说韦昌辉“身材瘦小、白面高颧、须眉疏秀”，貌似文弱，却悍勇无比，“能征善战”，让清军闻风丧胆，以至于曾国藩等人不但把韦昌辉排入“悍贼”之列，还一度把韦昌辉视为太平天国的第一首脑。然而，在建都天京后，韦昌辉成为继洪秀全、杨秀清之后太平天国的第三人，却陷入了洪秀全、杨秀清争权夺利的漩涡之中，主管日常政事与卫戍任务，失去了领兵打仗的机会，敢战之名也渐渐不为人所知。故北王韦昌辉没有领导太平军北伐。

二是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没有经过淮安。太平军北伐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最短的线路——“运河路线”；一条是较长的线路——“皖北路线”。在运河路线上，有琦善、胜保组建的“江北大营”，有漕督杨殿邦、河督杨以增驻守的淮安、清江浦防线，有山东巡抚李惠负责的黄河东段山东防线，这条线上兵力雄厚，总兵力达4万余人。而皖北线上，安徽巡抚李嘉端、河南巡抚陆应谷掌握的总兵力只有5000余人，虽有黄河天堑，也难以承担防堵之重担。北伐之初，北伐军的战术是不在中途停留攻占城市，最终目标是杀入燕京、拿下燕京。若是走最短的“运河路线”，必然会被清军层层拦截，就算能血战突围而出，也会损失惨重，无法实现闪击燕京之战略目标。相反，皖北、河南一带防务空虚、协防能力差，北伐军可以顺利挺进中原腹地，而后火速北上，威胁京畿安全。只有2万人（也有说五万、十万的，不足信）的林凤祥、李开芳，最终选择的不是走最短的“运河路线”，而是走相对较长的“皖北路线”，避实就虚，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从浦口杀到河南归德府，挺进中原腹地。因此，太平天国北伐军根本就没有经过淮安，那么，说韦昌辉在淮安组织乡民筑太平堆之说也就是无稽之谈了。

那么，“太平”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其实《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清乾隆《山阳县志》中记载说：运河西侧原南闸、白马湖农场、林集等隶属八坊半（东接运堤）、七坊半、六坊半。这些地方南滨白马湖，地势较为低洼，凡遇洪泽湖涨溢，洪水就会从各个减水坝注入高邮、宝应诸湖，最终排入黄海、长江；如果高邮的车逻坝等闸坝不全部打开，则高、宝诸湖的湖水会向上游倒漾，上泛白马湖，一旦白马湖不能容纳这些水量，洪水就会向北浸没民田，有时甚至达数十里，登上淮安城西门运河大堤向西望去，则波光接天，水天一色，满眼都是白马湖反涨上来的水。春天，农人栽秧的时候都不敢确定筑场之日；秋天，侥幸能够收割庄稼，则大喜过望。清乾隆八年（1743年），正值历史上最热的夏天，白马湖水位较低，钦差大臣请求国库拨款白银二万七百九十余两，修筑拦水的洪家圩横堤（即后来的太平堤，也叫太平圩）。整个圩堤东段从现在的淮安区、宝应县交界的运河西堤起，抵达护城河东堤尾，长为三千七百二十六丈；西段从护城河西堤尾抵花家集、双凤桥，长为三千八百八十二丈。整个圩堤根据地势高下，顶宽一丈至一丈二尺，底宽二丈至四丈五尺，高四尺至一丈。考虑到大堤内积潦的排泄，又在火叉沟、鱼篮沟二处修建了泄水石闸，在汤家沟、柏家沟、鲍家圩、陈家庄等处建造泄水涵洞，相机启闭。洪家圩横堤修筑成功以后，白马湖的湖水不再上漾浸没农田，大堤以北数千顷农田的安全有了保障，年年都有好收成，“民之享其利者三十余年”，祈求时世安宁和平、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便成了人们美好的愿望。渐渐地，洪家圩横堤被改名为太平堤或太平南堤，“太平”之名即由此而来。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标志。地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地名的由来都蕴含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