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建立的“报汛制度”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至迟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

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即所谓“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如东汉，《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记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金元时期，北方水灾多发，北京及其周边河北、天津等地的防洪压力增大，金朝廷则从制度上给抗洪救灾提供保证。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的《河防令》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为大江大河“涨水月”，沿河各州县官员必须轮流守防，参加并指挥汛期河务事宜，随时奏报水情、险情。

明清时，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据明万恭《治水筌蹄》，“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主管官员）必先知之。”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狗报”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在没有现代通讯设施的古代，有哪些可行的手段？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的一套方法是：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古人认为，水患灾害是“水不润下”现象。《汉书·五行志上》称：“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为什么会发生“水不润下”这类水患灾害？古人也有一番解释：“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这种观点显然包含有严重的封建迷信成分，但古代君王多信以为真，如唐文宗李昂在《赈救诸道水灾德音》中便称：“仁未及物，诚不动天，阴阳失和，水潦为败……”。

（据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