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笔石学和笔石地层学奠基人——许杰

□唐新智

许杰照

【学人小传】

许杰，字兴吾，安徽广德人，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毕生研究古代重要化石门类（笔石），确立了我国南方含笔石地层划分对比的基础，对我国南方奥陶系、志留系笔石相地层时代划分起了先导作用。对三角笔石生物体进行微细结构研究，解决了国际古生物界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三角笔石形态结构、分类及演化方面的问题。总结了我国笔石科的演化和及分类以及我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若干重要问题。指导编辑大型工具书《地质辞典》，我国笔石学和笔石地层学奠基人，长期担任地质部及地质科学研究院的领导职务，对新中国地质矿产勘查与科学研究很有贡献。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集革命宿将、学术权威、政府高官于一身。1934年发表的《长江下游之笔石化石》英文专著享誉当时的国际古生物学界，1985年9月获联邦德国地质学会最高科学奖——利奥波德·冯·布赫奖。

【人物生平】

许杰，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誓节镇人

1901年1月29日，生于安徽省广德市誓节镇；

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1936年，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37—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1943—1946年，兼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49—1954年，任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1952—1954年，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1970年，任地质部副部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58年，获苏联古生物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59—1970年，兼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1976—1979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1届理事会代理事长；

1976年，率团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第5届理事会；

1979—1984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79—1982年，任地质部顾问；

1980—1986年，任地质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5年，获联邦德国地质学会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

1986年，获中国科协荣誉委员称号；1989年7月11日，逝世于北京。

【院士风采】

一、北大学子，回乡革命

许杰，字兴吾，1901年3月19日出生于广德县誓节镇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许文波，粗通文墨，经营有道，在誓节镇开设一家店铺。许文波对于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的祖训，矢志不忘。许杰7岁时就被送到设在村东王家祠堂私塾读书，后入州立小学堂读书，学校开修身、讲读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课程，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小学毕业，许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在浙江吴兴，今湖州中学)，18岁时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

许杰毕业那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广德，广德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和部分教师及其他学校教职员30余人，组成了广德“五四”运动委员会，发动各校师生集会、游行，声援“五四”运动，检查并焚毁日货。反帝爱国的思潮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兴办实业”“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某些学生中萌芽。许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毅然北上，去报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在入学注册时，听说学地质能办实业，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攻读地质学。

北京大学地质系虽然成立不久，但名师荟萃，学术活动蔚然成风。通过２年预科和４年本科的大学生活，在李四光、葛利普(AmadeusWilliamGrabau，1870～1964，美国著名地质学家)等名师教导下，许杰获得了比较扎实的地质学知识，为今后的地质科研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学习勤奋，多次得到老师的赞扬。在校期间，他热衷于学术活动，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的各种讲座，并在该会会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地形形成之时期》。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他刚上一年级，他也加入了该会，从各种学术活动中吸取养料，与课堂和野外的学习互相补充。

许杰成绩优异，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一次，李四光教授带领他们班的同学去长江三峡实习，途经汉口时，在轮船码头见一英国水兵坐了人力车不给钱，还毒打人力车夫。李四光冲上前去，向那英国水兵胸部猛击一拳，用英语将他臭骂一顿。英国水兵本来理亏，又见李四光师生人多势众，也就吓得抱头鼠窜。许杰从李四光老师身上不但学到了渊博的知识，更学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1925年，许杰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家、民族处于分裂、危亡之际，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怀着忧国忧民的革命激情，毅然投身于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当时，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外的“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全国各地工人、学生运动此起彼落，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许杰回到了家乡省城安庆，经启蒙老师周松甫（国民党左派）介绍到安庆建华中学任教。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军阀陈调元发现安庆建华中学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思想不稳”，下令关闭建华中学。许杰又转到安庆省立一中任教，在担任博物科教学的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北伐军抵达武汉后，为迎接北伐军进入安庆，许杰受党组织的委托，奔波于安庆与武汉之间，做联络工作。

1927年2月，周新民（当时叫周俊）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回到安庆，恢复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许杰（当时名叫许兴吾）当选为安庆市党部委员。他们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和国民左派，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右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3月20日，蒋介石来到安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在教育会大厅举行欢迎宴会，许杰担任招待员。宴会前郭沫若把许杰喊到一边说：“请你把我的座位摆得离蒋远一点”。许杰照样做了，他很高兴。此事在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个会上，许杰还向郭老提起过。郭老说：“有此事”，最后笑了笑说：“哈，那是以前的事了”。在宴会上因为许杰会讲些浙江话给蒋提了不少问题。其中有一条至今还记得，许杰说：“请蒋中委解释一下，国父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很尴尬”。但蒋介石也很狡猾，尽量回避、岔开话题，跟陈调元说话去了。蒋操着浓重的浙江话对陈说；“你们安徽就是派别多，你们要团结起来，拥护中央”。蒋介石在讲话中，公开指责革命派，并强令左派同军阀陈调元妥协，与右派分子和西山会议派合作。周新民代表省、市党部在致词中，表示决不与军阀、西山会议派和帮会分子同流合污，与蒋介石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听不懂周新民的讲话，由许杰用浙江话重复一遍，弄得蒋介石很恼火。

3月23日，国民党（右派）组织召集欢迎蒋介石大会。会后收买暴徒，捣毁左派国民党省、市党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怀宁县党部，制造三二三事件。3月28日郭沫若离开安庆，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4月16日，国民党安徽党务促进会（右派）成立，安庆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员陶唐、何世玲、刘衍奇被捕并惨遭杀害。9月10日，中共安徽省临委委员王步文来安庆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安庆各县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0月25日，中共怀宁县临时委员会成立，王步文任书记。临委机关在西门外太平寺11号，指导潜山、桐城、庐江等县，许杰当选为委员，秘密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1月底，中共怀宁县临委机关被破坏，党组织通知他迅速转移隐蔽。许杰辗转回到广德，受聘广德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员。半年后，风声更紧，许杰在广德呆不下去了，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继续寻找革命之路。

二、实业救国，潜心致学

1929年的一天，许杰漂泊在上海走投无路之际，行路上巧遇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二人相见喜出望外，当李四光得知许杰生存无着落后，立即举荐许杰进了地质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地质矿产调查和地质研究活动。

中国笔石最早发现者为德国地理地质学者李希霍芬氏(F.VonRichthofen)，来中国调查时，在南京附近嵛山采得。20世纪20年代起，孙云铸、李四光等人在长江上游冶里灰岩、宜昌灰岩中也采得笔石。嗣后，在河北、广东、甘肃等地也有笔石岩层的报告，但首先深入细致地专门研究笔石者当自许杰始。由于在地质学、区域矿产、古生物学、地层学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于1937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43年他被借调到云南大学矿冶系任教授。1946年他升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许杰初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时，担任助理研究员，在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支持下，克服了生活、交通都极为困难的条件。深入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以及湖北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并采集了大量含笔石地层的化石样本，同行友人李毓尧、丘捷生等也采回很多笔石标本，均赠与许杰供其研究。这些为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许杰就开始发表有关笔石的论文，着手研究的长江下游各省的笔石，报道了湖北省房县和远安县、江西省武宁县及安徽省贵池县的笔石。这些笔石除武宁的标本是奥陶纪的以外，其余都是志留纪的。文中除列举志留纪笔石21种及变种外，描述了奥陶纪笔石1新种，志留纪笔石4个新种及新变种，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上。

1931年，许杰教授在他的《长江下游之奥陶纪笔石与笔石层》一文中报道了浙江昌化、江西武宁、安徽太平及宁国的奥陶纪笔石54种，附图版2幅；同年，他又发表了江苏仑山《高家边层之研究》，报道了高家边页岩的两个笔石层:下层产笔石7种，上层产笔石11种。其层位为下志留统下部。这两篇文章均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上。

1934年，许杰的第一部专著(英文)《长江下游之笔石化石》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英文专刊甲种第4号》的形式出版。这本专著的完成是作了长期准备的，大量材料的积累，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及精湛图象的绘制，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这本书的出版是中国笔石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书内详细描述了长江下游五省的奥陶纪志留纪笔石90余种，并作了分析比较。建立了新的地层单位，划分了笔石带，并进行了国内及国际的对比。这本专著是用英文写的（106页），附有中文摘要（23页），图版7幅，插图37个，笔石带对比表3个，一个详细的笔石分布表。文字精练，图象清晰。在这本专著里详细描述了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４省一些地区的笔石19属、91种，包括新种35个。建立了宁国页岩３个笔石带、胡乐页岩３个笔石带和高家边页岩２个笔石带，并同国外的含笔石地层作了对比。该书附图是许杰在显微镜下用拉普沃尔斯（Lapworth）描绘仪手绘后照相缩放成的，图象清晰醒目。该书无论从科学内容和研究水平，还是从精细的绘图技艺上，都胜过路德曼（Ruede⁃mann）的《北美笔石》一书，可以同当时的最佳经典著作——爱丽斯（Elles）和伍德（Wood)的《英国笔石》相媲美。他所建立的笔石带序列，至今仍被广泛作为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准。该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推崇，被誉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经典之作。在我国笔石研究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为我国东南地区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古生物基础。老一辈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尹赞勋教授曾一再推崇，誉为“精审之作”。

专著发表以后，他又来到安徽宁国县胡乐司系统地测定了庙山至滥泥坞的地层剖面，又采集到大量笔石化石，描述了各层岩性和笔石层的层位，编写了《长江下游之笔石》的第２册文稿，除修改了部分原稿内容外，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可惜文稿在抗日战争中散失了，未能保存下来，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直到1983年出版《许杰笔石论文集》时，才作了修改和补充。

此后，许杰又对华南一带的含笔石地层进行了更广泛和系统的研究。

1936年，许杰报道了安徽太平县谭家桥宁国页岩之下的绿色页岩中所发现的笔石Clonograptus，tenellus，var.callauei，Lapworth，这是我国华南区第一个Tremadocian期笔石的发现。他详细地叙述了这种笔石发现的经过，这种笔石化石非常稀少，而又保存得完好，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许杰报道了在浙江于潜塔山发现的上奥陶统上部笔石5种及变种和下志留统底部笔石9种及变种(包括4个新种和2个新变种)，这是华南区奥陶系近顶部和志留系底部笔石的第一次发现，对确定其界线大有用处。同年，他在《中国地质学会志》17卷1期发表了《浙江西都之上奥陶纪及下志留纪》一文。

三、坚持革命，继续研究

在那动荡纷繁的社会环境中，许杰没有随波逐流，将自己封在象牙里，而是以毫无畏惧的政治热情，以其睿智的政治眼光，在乱世中审时度势，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继续从事革命，参与社会活动。20世纪30年代，许杰在国民党统治区时就翻译了斯大林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到内地。西迁路上之艰辛，用许杰的夫人话讲：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罪，他们的儿子许民安（与许道乐是双胞胎）就是死在这次跑反的路上。当时汽车没日没夜地跑，尽是山路，路又不好，骨头都被颠散架了。有一次，汽车的一个前轮突然掉了，在地上滚了好几十丈，幸好没翻到悬崖下，否则哪还有命。1937年，许杰长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杰一方面在云南大学任教，为祖国培养地质人材；另一方面在西南诸省、区开展地质矿产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矿产资源勘查作出了贡献。1939年和1942年，他先后到湖北宜昌、长阳地区，对那里的煤田和铁矿进行调查，并与马振图合作，发表了《湖北宜昌长阳地质调查报告》《湖北长阳煤田地质报告》，刊登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简报》上。

1943年，许杰兼任为云南大学矿治系教授。在教学之余，考察了云南会泽和东川等地的地质矿产情况，先后撰写发表了《云南会泽一带之地质矿产》和《云南东川区地质矿产》等调查报告，刊登在《云南经济委员会地质调查组特刊》上，为这些地区矿产研究和开发，提供大量资料。同年，在孟宪民主持下，许杰与张希褆、王恒生、邓玉、舒安全、马旭等人合作，测绘了东川地质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云南第一幅套色质量较高的地图，受到全国地质界的好评。与此同时，许杰着重研究了湖北西部三峡地区及长江流域一带的奥陶纪地层及生物群，发表了《论笔石Cardiogrnatu属及其中国之新种》、《长江下游之奥陶纪笔石与含笔石地层》、《古杯珊瑚灰岩中之三叶虫》以及《宜昌灰岩中之生物群》（刊登在1948年《地质论评》）等论文，从而丰富了我国有关门类古生物的研究内容，提高了研究水平。尤其是他于1948年用英文发表的《宜昌层及宜昌期生物群》（刊登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这篇论著，描述了宜昌期动物群，包括笔石、三叶虫、海林擒、腕足类、瓣鳃类等，其中描述的笔石2属9种及变种，这是刺笔石在扬子区的初次发现。在详细研究笔石及三叶虫化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宜昌层的地质时代，建立了其古生物群组合序列，为三峡地区奥陶纪地层的划分、对比和化石带的建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为扬子地区奥陶系的研究起到了“立典”性作用。他所建立的奥陶纪地层系统和化石带，至今仍被广泛采用。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同时仍然与共产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1946—1949年，许杰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47年，他通过对皖南、浙西及赣北的宁国页岩中3个笔石新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华南地区笔石群与澳大利亚笔石群的密切联系。并以地质调查为掩护，不畏风险，亲赴浙皖一带运送通讯器材、药品、进步书刊给新四军。1948年，他与马振图合作，通过对湖北宜都八字脑剖面的研究，首次在扬子区发现刺笔石，并建立了寒武系、奥陶系之间宜昌阶的3个化石带，其中包括笔石2属、9种及亚种。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在迎接南京解放之际，国民党政府迫令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迁离南京。宋庆龄、李四光多次写信给许杰，叫他不要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在紧要关头，许杰根据党的指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和说服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与赵全科、张文佑等研究员一起，共同草拟了“国人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今后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产定留在南京或上海，以此相应，立誓誓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的《反搬迁誓约》，并由许杰、赵全科专函时在英国的所长李四光。由于许杰的带头策划，上下结合，齐心一致地反搬迁，才使得位于南京珠江路700号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完璧归赵”地保留在中国大陆，成功抵制了国民党当局南迁研究院的企图，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保留下了一个地质科研机构和宝贵的地质图书资料。南京解放后，许杰被委任为中央研究院接管组组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许杰应召赴北京，出席全国科学会议的筹备会议，共商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大计。同年年底，他受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委托，接受和改组了安徽大学。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

四、呕心沥血，致力教育

安徽大学，作为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学校创建于1928年当时省会安庆市。抗战期间，学校被迫西迁，并一度流散，1946年复校，为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12月迁至芜湖，几经调整，学校于1956年迁建合肥市，1958年全面恢复招生。

1949年12月12日，国立安徽大学迁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组成新安徽大学后，成立了学校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校务委员会，南京军管会高教处“聘许杰、靳树鸿、刘乃敬、吴锐、黎洪模、詹云青、吴遁生、齐坚如、黄叔寅、章振邦、刘名泉、程宗道等12人为校务委员”，许杰同志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度第二学期起改行校长制，由原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任校长。第一副主任委员干仲儒第二副主任委员方向明分任第一、二副校长。

国立安徽大学在芜湖的用房非常紧张，教学、办公用房主要利用日伪时期日军警备部队建的三座军营大楼和路西一些平房及数处庙宇。为解决校舍、用房问题，许杰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一方面是对旧有房屋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抓紧建设新房。例如：1950年7月路西学生宿舍落成；1952年4月底大教室工程竣工；为了纪念解放后第四个“五四”青年节而命名的“五四堂”，于“五四”那天晚上，全校师生员工举行落成典礼。此外，就是和芜湖市政府进行沟通，整合校园，将赭山上的芜湖市立中学（即：芜湖一中）校舍搬让给安徽大学。

（未完待续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