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儒方孝孺的书艺与书学（下）

林邦德

四、方孝孺的书艺渊源分析

方孝孺之书法成就，主要来源三方面：一是聪明早慧；二是拜师深造；三是理学影响。方孝孺天资聪颖，虚三岁时，已识数，“方隅达者知其非凡”。（《逊志斋集》卷之十八）虚五岁时，会读书能作诗，善翰墨。现《逊志斋集》存有方孝孺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虚六岁所作《题山水隐者》一诗：“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着白云初起时”，就能见出才华。九岁时，方孝孺已能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背下，日读书盈寸，下笔“千言立就，乡人目为‘小韩子’。”（《逊志斋集》卷之二十四）方孝孺幼承庭训，书法自蒙学之际便扎实楷书功底。早年曾受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影响。及稍长，得其父亲授。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其父方克勤因才学卓著、誉满乡里，被辟为县训导，远近慕名“负笈来从者至百余人。”（《逊志斋集》卷之十八）是年13岁的方孝孺亦随诸生恭听父亲讲学。此段时间，除临习晋唐真书外，开始涉猎先贤行书，师法二王，尤于《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用功最勤，并兼学元人赵孟頫行楷《胆巴碑》、《三门记》及行书《前后赤壁赋》诸帖，直至15岁。期间，读书、写作、临池不辍，可谓手不释卷，笔不离纸。十五岁后“侍父宦游”，遂有机会遍历齐、鲁遗迹，“览周公、孔子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踪，向陋巷舞雩所在。”方孝孺此间遍览名碑古迹，白日所寻，则于夜晚“潜心静虑，验其所得”。在随父居济宁数年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方孝孺的书法视野，为其后书艺水平和审美素养的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洪武十年（1377）仲春二月，翰林学士承旨宋濂告老还乡至金华浦江，同年六月，方孝孺往浦江，承学宋师门下。宋濂十分器重方孝孺，他在《送方生还天台诗》的序中说道：“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迁于物，颖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故而，在浦江太史门4个寒暑中，方孝孺如鱼得水，尽情向学，期间不仅学问、思想日臻成熟，书学理论与书画品鉴要旨亦日趋通达。其书评“近代能草书者，吴兴赵公子昂……吾尝评赵公草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发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逊志斋集》卷之十八《题宋舍人草书千字文后》）与其师宋濂对赵子昂的评价并非巧合，其中师承关系显而易见：“公书之传世者，真赝相半，非有识未易辨。盖真者猝难入目，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觉其妍。”（《宋学士文集》卷之三八《宋濂题子昂真迹后》）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遗诏传位皇太孙，并遗命方孝孺立即进京。六月，方孝孺奉召进京，为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日侍新皇左右备顾问，一时倚重，凡将相大政议辄咨询。期间，因职务之便利，得以广泛接触宫中书画藏品，外界无缘一睹的古代名家书法真迹均可观摩品赏。《王右军游目帖》、《兰亭墨本》、《褚遂良书唐文皇哀册墨迹》、《赵子昂千字文帖》、《米氏山水图》及《萧翼赚兰亭图》等都留有其题跋。这不但使他的书法取法乎上，取资极博，而且大大提高了书法艺术的学识和鉴赏眼光，因而他比一般书家更善于品评古今书法作品，且能辨真伪。

方孝孺的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外，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天人合一”乃理学最高学问。方孝孺强调天道与人事相符，但必须尽人性之善，以符合天道，并提出主敬立诚和主静的理学修养方法论。他在《逊志斋集》卷之十一《答林子山》中提出：“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惟仁义中正存乎中，虽动犹不动耳。”对“物”来说，运动和静止是互相排斥的，但对“神”即精神本体来说，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动”与“静”这两个概念不仅互相依赖，互相转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互相包含，互相渗透。这种理学思想自然也贯穿在他的书论中。如“今观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卷之十八《题王右军游目帖》）；“正而不拘，庄而不险，从容法度之中，而有闲雅自得之趣”（《逊志斋集》卷之十八《题颜鲁公放生池石刻》）；“事物之变，天地之迹，阴阳鬼神之蕴奥，心之所得，写之于书，其所取者，岂特一端哉？盈两间者，皆逸少之书法也”（《逊志斋集》卷之十八《题观鹅图》）。在方孝孺看来，就书法而言，王逸少、颜鲁公皆“仁义中正存乎中，虽动犹不动耳”。

方孝孺理学思想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和书论中包含着儒家的“中和”思想和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书法以中和为美，自然为美，圆和温润为美，并显示出敦厚儒雅的人格化形象，非此不善，非此不美。正如他在《书兰亭墨本后》讲道：“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 （《逊志斋集》卷之十八）

明代早期书风大体为元代复古主义书风的余绪，即使是当时名家“三宋二沈”也难以摆脱赵孟頫复古思潮的笼罩，学必晋，晋必王。因此，明初书论，也弥漫着尚古的风气。这一历史承续性导致了明初书法必然以拟二王唐贤之古兼合赵氏书风为基本特征，这种欲变而不能的局面一直在明初尴尬地存在着。方孝孺的书法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尽管还不能完全从“拟古仿赵”的时风中摆脱出来，但其书法艺术并未像“三宋二沈”一样亦步亦趋于古人身后而自足。尤其是其行草书，不再是二王、宋贤那样的闲庭信步、逸笔草草的文人情调，而表现出的是重骨力，尚气势，追求厚重、刚强、伟岸之人格美。尽管与之后的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书法大家相比，其个性风格不甚鲜明，但无论其书法还是书论，对浙东后来的徐渭、倪元璐、陈洪绶等明中后期浪漫主义书风的崛起无疑是起到一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