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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高雅 名家气格
元末明初江阴籍诗人、书法家王逢书法用印及作者探究
本文字数:3224□大 镛
王逢(1319—1388年),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书法家,生于江阴,为避战乱寓居上海。杨维桢评其诗为“杜史之流”(《梧溪集序》),陶宗仪称其作行草“大率具书家风范”(《书史会要》卷七)。传世有诗文集《梧溪集》七卷、书法作品(含题跋)十余件。在传世书作中,钤有他的私人用印共计十方,这个存印量在元代文人中应不算少,故值得读者去品赏、析读。而品赏、析读王逢书法用印,有助于读者丰富对元印的认识、了解元明印风的承传和递变。
(一)王逢书法用印品读
1.“王逢之印”(图1)
这是一方典型的汉印白文风格印:四字形体大小均等,印面以“田”字布局均匀分布;字形总体为方形,但方中带圆、方圆结合,韵味十足;字体为略带隶意的缪印篆,点画朴拙厚实、从容大气。并且,“王”字接近上印边的首横、“逢”字接近下印边“辵”旁的横化捺画,与其它笔画相比都明显更细,显然,这是模仿汉印铜印受到外力挤压导致印边笔画细化、从而自然形成粗细对比的审美效果。
2.“梧溪王逢”“王原吉氏”(图2、图3)
“原吉”为王逢表字,本意应为“缘结”,与其名“逢”意相合;“梧溪”是其号、也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元江浙行省江阴州(今江阴市)人,出生于该州横河之畔,因其祖母徐氏曾在河畔植有梧桐两株,故王逢把流经其家附近的横河河段称为“梧溪”,并以此自号。这两方印,也是典型的汉代白文印风格:缪印篆入印,四字“田”字形均匀布局。但与前一印(“王逢之印”)又有不同:前一印笔画朴拙厚实、刚中带柔,铜印意味足;此两印笔画相对细致、圆融、柔中带刚,呈现为汉代玉印的风格。
3.“抑斋”“茂林修竹之所”(图4、图5)
两方印亦为白文,总体上仍是汉印风格。惟“抑斋”小印,颇具情趣:“斋”字取最简字形,除中竖画外,其它笔画均以圆笔完成,故全字为圆意,与“抑”字总体方形构成方圆对比;而就“抑”字本身而言,笔画也不是一律为方,其右上角“卩”旁上部则为圆笔。“茂林修竹之所”印,笔画厚实、意趣浑朴,以方为主、方中带圆;六字虽然左右均分两行,但左右字形非一一对齐,而是上下略有错落,独具匠心。此二印因其匠心、情趣,巧妙安排,已隐现明清流派印的曙光。
4.“席冒(帽)山人”“萝月山房”(图6、图7)
“席帽山人”亦为王逢自号。王逢生于“梧溪”,后迁居江阴城北黄山主峰席帽山下,故又自号“席帽山人”。“萝月山房”为王逢早年家居读书处,因该处“石上夭矫皆藤萝”“夜有霁月相婆娑”(《梧溪集》卷一)而得名。又据其诗题名“笃敬夫御史夜过萝月山房”(同上)、其文《故内御史捏古氏笃公挽词》记“公尝为予书萝月山房扁”(同上,卷三)可知,时任南台御史、书法家笃列图曾趁夜到访萝月山房,并为王逢题“萝月山房”匾额。按,笃列图(1312—1348年),字敬夫,蒙古族捏古氏人,元天历三年(1330年)右榜状元,诗文家马祖常之妹夫,陶宗仪称他“善大字”(《书史会要》卷七),《新元史》载有其传(卷二百十四·列传第一百十一)。这两方印,以朱文刻成,工稳古雅,清新秀逸,为典型的元朱文风格。
5.“梧下生”“最闲园章”“俭德堂印”(图8、图9、图10)
这三方印,亦白文汉印风格。与前述汉白文风格印不同之处在于王逢用印方面:前述诸印,包括两方元珠文印,在王逢传世书作中,无论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都有间断使用。惟此三印,只出现在王逢47岁以后的后期作品中。按王逢《梧溪集》卷四组诗长题“至正丙午(1366年)三月廿八日,自横泖迁居乌泾宋张骥院故居,有林塘竹石,因扁堂曰‘俭德’、园曰‘最闲’”,可知,“最闲园”“俭德堂”是王逢47岁(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定居上海县乌泥泾(亦名“乌泾”,今属上海市徐汇区)后方始成名。此前无此二园(堂)名,故相关的园(堂)名印尚不存在。至于“梧下生”印,也是王逢定居乌泥泾后,因已离开江阴多年而表达的对故乡、对出生地的一种怀念。因此,王逢书法作品,若钤有此三印,或此其中之一二,即可判定为他定居乌泥泾后的后期作品。
综合看来,王逢书法用印,以汉白文风格为主,元朱文次之。两种风格兼具,与元代文人用印风气同声相和。元代文人用印风气,如黄惇先生所指,“主要就是两种格局,即朱文用赵孟頫奠定的元朱文,而白文印则如赵孟頫、吾衍所提倡的汉印格局”(黄惇《元代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5页)。因此,王逢书法用印,是元代文人用印风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元代印坛一道特征明显的风景线。
(二)王逢书法用印作者探究
王逢书法用印,总体艺术水平较高,呈现出古朴高雅、自然生动的名家气格。想其作者,必长期致力于此、锤炼日久。然而,在王逢《梧溪集》1200多首诗和40多篇短文中,并无片言提到他刻印,且与他交往较为密切的同时代友人,如朱德润、杨维桢、周伯琦、倪瓒、陶宗仪、孙作、张宣等,也没有提到关于他善于篆刻的记述。因此,王逢书法用印,可以排除本人刻制的可能性。
元代,随着文人书画的勃兴和书画印协调一体的创作观的确立,文人、书画家对印章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印章制作是由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匠完成,在当时动手刻(铸)印不被认为是高雅之事,故他们不屑参与其中,对底层刻工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元朝早中期的文人,给世人留下的关于刻工、印人的文史资料非常少、几近于无。到了元末,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极少数书画家如王冕(1287—1359年)、朱珪(生卒不详)等转变观念后亲自选石、操刀刻印,但知名印人、篆刻家仍然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这就使得我们在排除王逢本人为其用印作者的可能性之后,欲进一步坐实作者姓名时,竟发现资料短缺、无从查证。
既然无法坐实、查证,那就不妨作一个推测:
王逢为避兵祸,先后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移居华亭青龙镇、上海乌泥泾。这两地距当时张士诚所据隆平府(今江苏苏州)下辖的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都只不过百里之遥,可谓近在咫尺,故王逢得以多次往来该地:《梧溪集》收录他《游昆山怀旧伤今一首》(卷四)、《登昆山寺谒刘龙洲墓》(卷四)、《游(昆山)卜将军墓祠》(卷四)、《游昆山清真观放生池》(卷五)、《题昆山顾氏耕读所》(卷七)等游昆山诗多首;他的传世作品《游仙唱和诗册》(上海博物馆藏)款文则明确记载“至正壬寅(1362年)春三月五日,过昆山……”。另,他与昆山官员、名流的交往,也间接体现在《送梅判官子玉之昆山》(卷四)、《观大府除目卢宜兴希文改知昆山,奉寄四韵》(卷四)、《怀昆山顾瑛玉山尝弃官与家隐同里僧寺》(卷六)等诗中。由此可见,王逢与昆山,可谓关系密切。
而在当时,篆刻家朱珪就生活在昆山。按,朱珪,昆山人,字伯盛,著名书画家张雨(1283—1350年)曾赐其号“方寸铁”。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诗文家、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年)作《方寸铁志》,以“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江西行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身份极力称颂朱珪篆刻,其中有“使得珪方寸铁印,斯可以蒙金斗而寿荣名矣”之句(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十一)。经杨维桢的鼓吹,顾瑛、元鼎、陆仁、秦约、邾经、陈世昌、钱惟善、张绅等文化名流相继在该志后题写诗文、盛赞朱珪篆刻(同上)。于是从这时开始,朱珪篆刻声名鹊起。不难想象,随之而来的,不管是出于如杨维桢所说“蒙金斗而寿荣名”的目的,还是基于书画创作附加个人征信、点缀画面的需要,委托朱珪刻印的文人、书画家必然不会少。加以朱珪性情爽直、“喜为人刻印”(同上),最终得到他篆刻作品的人自然也不会少。而在委托朱珪治印、并得到他作品的众多索印人中,不能排除有与昆山关系密切、作为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的王逢。也就是说,王逢书法用印有出自朱珪之手的可能性。
(三)结语
王逢书法用印,共有十方,八方汉白文风格印,浑厚朴拙、匠心独具;两方元朱文印,工稳古雅、清新秀逸。它们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体现出古朴高雅、自然生动的名家气格;它们是元代文人印风气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元代印坛一道特征明显的风景线。然王逢用印非其本人所刻。由于中年以后定居青龙镇、乌泥泾,两地距昆山咫尺之遥,王逢得以多次游历昆山。与此同时,昆山篆刻家朱珪声名鹊起,这就不排除王逢因慕朱珪之印名而委托他刻制印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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