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高雅 名家气格

□大 镛

王逢（1319—1388年），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书法家，生于江阴，为避战乱寓居上海。杨维桢评其诗为“杜史之流”（《梧溪集序》），陶宗仪称其作行草“大率具书家风范”（《书史会要》卷七）。传世有诗文集《梧溪集》七卷、书法作品（含题跋）十余件。在传世书作中，钤有他的私人用印共计十方，这个存印量在元代文人中应不算少，故值得读者去品赏、析读。而品赏、析读王逢书法用印，有助于读者丰富对元印的认识、了解元明印风的承传和递变。

（一）王逢书法用印品读

1.“王逢之印”（图1）

这是一方典型的汉印白文风格印：四字形体大小均等，印面以“田”字布局均匀分布；字形总体为方形，但方中带圆、方圆结合，韵味十足；字体为略带隶意的缪印篆，点画朴拙厚实、从容大气。并且，“王”字接近上印边的首横、“逢”字接近下印边“辵”旁的横化捺画，与其它笔画相比都明显更细，显然，这是模仿汉印铜印受到外力挤压导致印边笔画细化、从而自然形成粗细对比的审美效果。

2.“梧溪王逢”“王原吉氏”（图2、图3）

“原吉”为王逢表字，本意应为“缘结”，与其名“逢”意相合；“梧溪”是其号、也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元江浙行省江阴州（今江阴市）人，出生于该州横河之畔，因其祖母徐氏曾在河畔植有梧桐两株，故王逢把流经其家附近的横河河段称为“梧溪”，并以此自号。这两方印，也是典型的汉代白文印风格：缪印篆入印，四字“田”字形均匀布局。但与前一印（“王逢之印”）又有不同：前一印笔画朴拙厚实、刚中带柔，铜印意味足；此两印笔画相对细致、圆融、柔中带刚，呈现为汉代玉印的风格。

3.“抑斋”“茂林修竹之所”（图4、图5）

两方印亦为白文，总体上仍是汉印风格。惟“抑斋”小印，颇具情趣：“斋”字取最简字形，除中竖画外，其它笔画均以圆笔完成，故全字为圆意，与“抑”字总体方形构成方圆对比；而就“抑”字本身而言，笔画也不是一律为方，其右上角“卩”旁上部则为圆笔。“茂林修竹之所”印，笔画厚实、意趣浑朴，以方为主、方中带圆；六字虽然左右均分两行，但左右字形非一一对齐，而是上下略有错落，独具匠心。此二印因其匠心、情趣，巧妙安排，已隐现明清流派印的曙光。

4.“席冒（帽）山人”“萝月山房”（图6、图7）

“席帽山人”亦为王逢自号。王逢生于“梧溪”，后迁居江阴城北黄山主峰席帽山下，故又自号“席帽山人”。“萝月山房”为王逢早年家居读书处，因该处“石上夭矫皆藤萝”“夜有霁月相婆娑”（《梧溪集》卷一）而得名。又据其诗题名“笃敬夫御史夜过萝月山房”（同上）、其文《故内御史捏古氏笃公挽词》记“公尝为予书萝月山房扁”（同上，卷三）可知，时任南台御史、书法家笃列图曾趁夜到访萝月山房，并为王逢题“萝月山房”匾额。按，笃列图（1312—1348年），字敬夫，蒙古族捏古氏人，元天历三年（1330年）右榜状元，诗文家马祖常之妹夫，陶宗仪称他“善大字”（《书史会要》卷七），《新元史》载有其传（卷二百十四·列传第一百十一）。这两方印，以朱文刻成，工稳古雅，清新秀逸，为典型的元朱文风格。

5.“梧下生”“最闲园章”“俭德堂印”（图8、图9、图10）

这三方印，亦白文汉印风格。与前述汉白文风格印不同之处在于王逢用印方面：前述诸印，包括两方元珠文印，在王逢传世书作中，无论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都有间断使用。惟此三印，只出现在王逢47岁以后的后期作品中。按王逢《梧溪集》卷四组诗长题“至正丙午（1366年）三月廿八日，自横泖迁居乌泾宋张骥院故居，有林塘竹石，因扁堂曰‘俭德’、园曰‘最闲’”，可知，“最闲园”“俭德堂”是王逢47岁（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定居上海县乌泥泾（亦名“乌泾”，今属上海市徐汇区）后方始成名。此前无此二园（堂）名，故相关的园（堂）名印尚不存在。至于“梧下生”印，也是王逢定居乌泥泾后，因已离开江阴多年而表达的对故乡、对出生地的一种怀念。因此，王逢书法作品，若钤有此三印，或此其中之一二，即可判定为他定居乌泥泾后的后期作品。

综合看来，王逢书法用印，以汉白文风格为主，元朱文次之。两种风格兼具，与元代文人用印风气同声相和。元代文人用印风气，如黄惇先生所指，“主要就是两种格局，即朱文用赵孟頫奠定的元朱文，而白文印则如赵孟頫、吾衍所提倡的汉印格局”（黄惇《元代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5页）。因此，王逢书法用印，是元代文人用印风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元代印坛一道特征明显的风景线。

（二）王逢书法用印作者探究

王逢书法用印，总体艺术水平较高，呈现出古朴高雅、自然生动的名家气格。想其作者，必长期致力于此、锤炼日久。然而，在王逢《梧溪集》1200多首诗和40多篇短文中，并无片言提到他刻印，且与他交往较为密切的同时代友人，如朱德润、杨维桢、周伯琦、倪瓒、陶宗仪、孙作、张宣等，也没有提到关于他善于篆刻的记述。因此，王逢书法用印，可以排除本人刻制的可能性。

元代，随着文人书画的勃兴和书画印协调一体的创作观的确立，文人、书画家对印章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印章制作是由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匠完成，在当时动手刻（铸）印不被认为是高雅之事，故他们不屑参与其中，对底层刻工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元朝早中期的文人，给世人留下的关于刻工、印人的文史资料非常少、几近于无。到了元末，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极少数书画家如王冕（1287—1359年）、朱珪（生卒不详）等转变观念后亲自选石、操刀刻印，但知名印人、篆刻家仍然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这就使得我们在排除王逢本人为其用印作者的可能性之后，欲进一步坐实作者姓名时，竟发现资料短缺、无从查证。

既然无法坐实、查证，那就不妨作一个推测：

王逢为避兵祸，先后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移居华亭青龙镇、上海乌泥泾。这两地距当时张士诚所据隆平府（今江苏苏州）下辖的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都只不过百里之遥，可谓近在咫尺，故王逢得以多次往来该地：《梧溪集》收录他《游昆山怀旧伤今一首》（卷四）、《登昆山寺谒刘龙洲墓》（卷四）、《游（昆山）卜将军墓祠》（卷四）、《游昆山清真观放生池》（卷五）、《题昆山顾氏耕读所》（卷七）等游昆山诗多首；他的传世作品《游仙唱和诗册》（上海博物馆藏）款文则明确记载“至正壬寅（1362年）春三月五日，过昆山……”。另，他与昆山官员、名流的交往，也间接体现在《送梅判官子玉之昆山》（卷四）、《观大府除目卢宜兴希文改知昆山，奉寄四韵》（卷四）、《怀昆山顾瑛玉山尝弃官与家隐同里僧寺》（卷六）等诗中。由此可见，王逢与昆山，可谓关系密切。

而在当时，篆刻家朱珪就生活在昆山。按，朱珪，昆山人，字伯盛，著名书画家张雨（1283—1350年）曾赐其号“方寸铁”。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诗文家、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年）作《方寸铁志》，以“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江西行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身份极力称颂朱珪篆刻，其中有“使得珪方寸铁印，斯可以蒙金斗而寿荣名矣”之句（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十一）。经杨维桢的鼓吹，顾瑛、元鼎、陆仁、秦约、邾经、陈世昌、钱惟善、张绅等文化名流相继在该志后题写诗文、盛赞朱珪篆刻（同上）。于是从这时开始，朱珪篆刻声名鹊起。不难想象，随之而来的，不管是出于如杨维桢所说“蒙金斗而寿荣名”的目的，还是基于书画创作附加个人征信、点缀画面的需要，委托朱珪刻印的文人、书画家必然不会少。加以朱珪性情爽直、“喜为人刻印”（同上），最终得到他篆刻作品的人自然也不会少。而在委托朱珪治印、并得到他作品的众多索印人中，不能排除有与昆山关系密切、作为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的王逢。也就是说，王逢书法用印有出自朱珪之手的可能性。

（三）结语

王逢书法用印，共有十方，八方汉白文风格印，浑厚朴拙、匠心独具；两方元朱文印，工稳古雅、清新秀逸。它们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体现出古朴高雅、自然生动的名家气格；它们是元代文人印风气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元代印坛一道特征明显的风景线。然王逢用印非其本人所刻。由于中年以后定居青龙镇、乌泥泾，两地距昆山咫尺之遥，王逢得以多次游历昆山。与此同时，昆山篆刻家朱珪声名鹊起，这就不排除王逢因慕朱珪之印名而委托他刻制印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