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家书店

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写道：“书非借不能读也。”初次读到这句话时，我还在上初中，虽然感受并不深刻，但内心大致是认同的。

那时，还没有如今这般便利，一台手机在手，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想读课本之外的书籍，只有有限的几种途径，其中之一便是去镇上私人老板开的小书店租借。

那种小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大部头的书，别说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就连四大名著也不见踪影。书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港台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

不拘薄厚，一本书一天3毛钱的租金，可谓物美价廉。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发现这家小书店的，只知道初高中那几年，尽管作业和功课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可我依然会在放学后，蹬着自行车，带着欢快得近乎飞扬起来的心情，奔向老街上的那家小书店，带回我心爱的柳残阳、温瑞安、梁羽生等作者的武侠小说。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租金，每本书借回来后，我必定挑灯夜战。为了不让家长发现，灯拉了之后，我搞个手电筒蒙在被窝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熬到第二天眼睛都红了，依旧满心欢喜，且还不觉得疲惫。基本上，一本小说，我一个晚上就能看完。那无数个握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如同小老鼠偷食般窸窸窣窣的小欢喜，如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后来，小书店的书都被我看了个遍，老板也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再进新书，我便渐渐地去得少了。很快，我发现了另一个“精神食粮库”——镇上的文化馆。

偶有一次，我遇到了之前在小书店借书的一位爷爷。他是个武侠迷，也是位退休老教师。他告诉我，可以去文化馆办个借书证，凭证借书，租金比小书店还便宜1毛，而且即使晚还半天，也不会多算一天的钱。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赶在周六上午就兴冲冲地办了一张借书证。借书证工本费6元，押金50元，每次借书的租金从押金里扣除，扣完后再补上。

文化馆的藏书量远比小书店大，类别也更广泛。每本书都有标签和书号，扉页上还盖着文化馆的章。缺点是有些书很老旧，我喜欢的时兴小说几乎没有，好在古龙、金庸的作品还算齐全，而且是正版，印刷和纸张质量都远胜小书店的盗版书。

那时的文化馆不支持在馆内阅读，基本是挑好之后，去登记，然后带回家看。因为那里适合我口味的书实在太少，我办完卡没多久就后悔了，可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退卡、退押金，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那50元押金给用完。于是《百年孤独》《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傲慢与偏见》……一系列西方文学作品就成了我那段时间的“口粮”。

除了小书店和文化馆，如果想看不花钱的书，且不必买回家，就只有市里的新华书店了。镇上的新华书店分店只有一两间门面，除了字典，大部分是文具和学生的课外练习册，几乎没什么好看的书。而市里的新华书店位于中山路，有上下两层。寻个周日，我早早坐上公交车，到西门老汽车站下来，步行走过去就成了。我一般都是赶在书店开门前早早就到，自带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面包和水杯，然后在书店里待上一整天，直到下午5点关门才离开，正好赶上末班车回家，一个月总要去上这么一天。

后来的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书柜，也买了很多书，东西方名著齐全地陈列在书架上，却几乎再也没有翻阅过。如今印象最深刻的，竟然还是那些借书的日子。

在电子阅读流行的今天，从前翻阅纸张、细嗅墨香的读书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快餐式的阅读让我发现，从前车马慢，从前读的书，每个字都仿佛镌刻在心里；而现在看完一本书，可能一觉醒来，连主角的名字都记不清了。

我寻思着，也是时候重温一下当年借书看的那些日子了。

我计划着，就当我那多年无人问津的书架，是我又发现了的第四家书店。以后不说每周，起码每月认真看上一本书，写些读书笔记，想来定会有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