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扬中社会治安一瞥

□ 钱吕军

“不须金碧侈高楼，小结蓬庐亦自幽。二月河豚三月笋，最关情处是江洲。”“溪光如镜乍新磨，临水柴门处处多。记得桃花吹落后，一群雏鸭泛红波。”“境入芳洲别有天，养鱼栽竹自年年。阿郎若问侬家业，十里芦滩当种田。”……晚清殷调元“竹枝词”里的扬中（其时为六邑共治，尚未有“扬中”之名，笔者注）好似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般的存在。民国年间，扬中还有“小桃源”之称。曾于1929年4月至1931年4月担任扬中县长的徐祖绳，在其所作的《扬中县县政概况》一文中就提及:“扬中初名太平洲，风气虽极闭塞，治安尽可无虑：一因民众各有职业，绝少游手好闲敢为盗贼之人，一因地瘠民贫，固无烦盗匪之垂涎，故有小桃源之称，太平之名确亦名副其实”。

在民国的社会黑暗中，扬中真是一处世外“小桃源”吗？最近，笔者在一批有关民国时期扬中的报刊、文牍资料（电子版，由扬中博物馆研究员陆尊提供，笔者注）中，发现了数则当年发生在扬中的重大刑事案件报道，让我们窥见了民国时期扬中社会治安的庐山真面。

被徐祖绳赞为“无烦盗匪之垂涎，故有小桃源之称，太平之名确亦名符其实”的扬中，在1924年就曾发生盗匪“盗劫扬中县公署”的案件。该年四月三十日的《新报》报道：“本月二十四日夜间，突来匪船一艘，载二三十人，呼啸上岸，先至扬中县公署放枪一排，拥入署内。该县警备队齐出抵御，竟被枪伤长警两名，相持两小时，匪始退出，继又拥至某巨室，劫物甚多”。

土匪公然盗劫扬中县公署，这让扬中百姓对地方政府丧失了信心。该报道称：“扬中人民以堂堂县署且不能自卫，奚能保卫人民，于是成群结对奔来丹徒县参议会，陈述一切，坚请速达归并之目的（在单独建置前，扬中曾属丹徒等周边六邑管辖，笔者注）”。

事实上，就在徐祖绳县长任上，扬中就发生了多起严重刑事案件。

1929年11月25日的《新江苏报》，刊载了一则发生在扬中的匪徒入室杀人事件。报道称：“扬中县第五区民妇严丁氏，突于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许，被匪徒五六人赚门进内……即就床上于以一枪，复将其拖下床，连击数下，当即毙命。查严丁氏生前惯于土劣结讼，与施以诚讼案尤多。此次惨案发生，其家仅失去隣平洲执照一项（即与施赵等争讼之滩），此外银洋衣务毫无损失”……

同月29日的《新江苏报》在对这一案件进行跟踪报道的同时，又披露“第三区又出盗案”。报道中提及，“扬中第三区之兴隆镇，前日被外来盗匪多人，抢劫首饰银匠店等多家，损失二千元……本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许，又来大帮盗匪携带枪弹甚多，到该区老郎街抢劫隆茂兴号，损失银洋甚多”。

1930年1月发生在扬中的一起案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1930年1月15日的《新江苏报》以“下八字桥离奇劫案”为题作了报道。报中写道：“扬中县属下八字桥南丁姓家，本月七日七时，其婿徐君正在彼处邀集中人，作买田立契之聚议，忽被该区公安分局赵局长部下巡警，以搜烟（指大烟，笔者注）名义入内，敲去大洋五十元，乃未满一小时，又有身穿短服手执木棍之匪徒六七人进内，将柜上所有买田银洋三百数十元，攫取而去。现事主徐君志以警察去未一小时，忽来劫盗，事属离奇”。

县长徐祖绳是主动离职的，其辞职申请在1931年4月被批准。当年五月，在继任县长赵恩钜任职初始，扬中又发生了一起绑架勒索案件。据该年12月的《新江苏报》报道：“五月九日……本县油坊镇居民朱正科之三岁幼子被匪绑去……赎票四千七百五十元”。

杀人、盗劫、绑架、勒索……这样的恶性案件一而再地发生，当然不能闭着眼睛说民国时期的扬中是一片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了。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扬中连续十多年被评为“全国平安县（市、区）”。今天的扬中人，正在为建设“五个岛城”团结拼搏、不懈奋斗，努力把千百年的“桃花源梦”变成“幸福岛城”的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