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这部话剧最成功的二度创作体现在哪里？

蔡伟：首先，源于我们的创作动力。我们几个接拍这部话剧，是因为国家公祭日这个主题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作为演员，原创虽然艰苦，但对演员有吸引力。原创作品在剧本调整、人物解释、时间推进中比成熟剧本更艰苦，但是它更有意思，我们都很享受舞台这个空间，也很留恋这个舞台。也可能是虚荣，但我喜欢和观众接触，喜欢现场的交流，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让演员有成就感，这是演员存在的价值。

其次，剧本提供了好的基础。再加上我们三个人已经合作了三十年，自然很有默契。而且我们与剧中饰演人物之间也有相对应的东西，我生活中有个儿子，演老大的老铁有个女儿，我和郝光都住在一栋楼上，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青年演员也都是话剧院子弟，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合作起来很有默契。在舞台呈现上，青年演员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演员们在情绪上的变化都把握的非常好，说明剧组在选演员上也是煞费苦心。

记者：戏剧艺术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您在这出话剧中塑造的“吴老板”这个人物的的典型性体现在哪里？

蔡伟：在于这个人物很立体，他没有刻意地拔高，是接地气的。他所有的念想就是想让子孙活得更好。随着事件的推进和发展，儿子战死、媳妇惨死，经历了一个顿悟的过程。他不是概念化的类型化个体，这个人物是有发展的。即便是淞沪会战开始了，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经商思维，要乱世发横财，到最后都得以升华。

记者：这出话剧是五易其稿，据说在原剧本中吴老板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后，有个短暂性的失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这个情节没有了，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蔡伟：这个细节确实是做了几次修改。第一个剧本是听到虎子战死的消息后，吴老板要“砸”东西，但是我觉得有点难以表现。第二个版本想体现人在极端情况下，失去虎子和晓月后吴有权失忆的状态，感觉小孙子还在，但是这个尺度拿捏很困难，如果放大去演，也会显得有点过。于是变成了现在的“天理难容”。悲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段词我并没有用喊声，我是压着嗓子，用最有力量的声音，反其道而行之，人在高兴时会流泪，在悲愤时会惨笑，恰恰可能会更有舞台感染力。这比打砸等一般性处理更有力量，话剧舞台的魅力就在于此。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在导演的同意下，话剧可以有小小改变，所以每天都是一次创作，每天都有新鲜感。我们每次演出都要保持第一次的新鲜感。每一出戏必须找到令演员自身感动的点，通过表演传达给观众。比如虎子牺牲，我的高点就在看到血衣，除了血迹未干，我还会闻到血腥味和儿子的体味，甚至能感受到子弹穿过儿子身体的那一刻儿子的感受，只有带着具体的想象，才能表现出精神来而非躯壳。先感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我不会放过任何一段感受，再如儿子的血衣，这个刺激很强烈，当透过血衣看到弹洞的时候，都会感动。又如三声“虎子”，第一声是朦胧的，第二声是悲切的喊，第三声是要把他的魂喊回来。

蔡伟